深圳办厂年产值千万，为何搬到成本低的小镇反倒亏钱？

10多年前，他在深圳开办工厂，赚得“盆满钵满”；2018年，他将工厂迁到了老家广西的一个小镇，生意却“一路下滑”。

迁厂回乡，3年亏了40万 

1992年，罗老板初中还未毕业就跟随亲戚外出深圳打工。得益于国家重大政策利好，当时深圳的企业遍地开花，以“三来一补”为主，务工机会遍地都是。

他最开始是在皮具厂当学徒工，主要学习加工背包、旅行包和公文包，月工资有300元左右。他在这个厂连续干了15年，得益于勤奋、肯动脑筋、敢于吃苦的品质，逐渐从小组长干到了中层管理岗位，学到了过硬的专业技术，业务能力也很强，管理能力也提高了。

2006年，他与老婆一起出来创业，厂址设在深圳市光明区的一条街道，用平时攒下来的10多万购置了20多台机器，雇佣了30多位工人，主要还是皮具加工。业务主要靠长期从事该行业攒下来的熟人关系介绍。

这个时候的小工厂管理并不严格，地租也很便宜，13元/㎡，工人工资900元/月左右。罗老板踏实肯干，又有一定的熟人关系，生意做得很不错，业务量逐渐增大，至2010年年产值达到了1000多万，工人规模超过80人。

令罗老板苦恼的是，随后多年生意越来越难做。

厂房租金越来越高，达到30元/㎡；人工成本也水涨船高，月工资每人要五六千元；此外，这种小型加工作坊不符合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要求，地方政府天天上门检查消防、安全、环保，最终不得不专门安排一个人应付检查，填报信息系统——罗老板将此理解为“虽然言语上没有让你走，但是行动上暗示赶你走。”

2018年，在老家地方政府的鼓励下，罗老板把厂址迁回小镇上，这样厂房租金、人工工资会低很多，环保、消防等硬性要求也相对没有那么严格。

想到回到老家，生意可以迎来转机，老罗心里乐开了花。哪知生意依旧艰难，现在基本上只能维持着基本运转，年产值大概两百多万，三年左右一共亏了40多万，根本赚不到钱。

房租人工成本下降就能赚钱？ 

现在的厂房是以前乡镇企业留下来的，租金7元/㎡，本地工人工资也低，大概2500元/月，但仍面临一系列困境，主要体现在劳动力结构性困境和产业配套困境。

首先是本地劳工数量不足问题。

一方面，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小镇上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整个镇10万人口，有5万人在广东打工。在劳动力大量外出的情况下，本地企业难以招到工人。

另一方面，本地较为发达的经济机会占据了一部分劳动力市场。

小镇靠海，一些在家的年轻人靠着赶海，或捡泥虫、红虫，一天也能挣好几百，而且比较轻松。尤其是三四十岁的妇女特别喜欢这种活动，虽然辛苦，但是一天只辛苦几个小时。乡镇集中了一所中学、三所小学，人口流量大，商业相对发达，一些半劳动力选择在超市、餐馆打零工，这进一步挤压了工厂的招工数量。

此外，年轻人就业偏好的转移也影响到了招工数量。

从事制造业需要长时间的重复性体力劳动，而本地的年轻人吃不了苦，学缝纫工一个月至少能赚5000块，但是他们宁愿去超市当售货员、去酒店当服务员，一个月2000多块却乐呵呵的。其实在深圳也是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喜欢从事制造业。

罗老板就有谈道：“第一年过年回来，在全镇每个村的电线杆上都贴了广告，一个电话都没有接到。乡镇政府也帮忙宣传，但都没有任何动静。”小镇上的其他小企业一样缺少工人，其中一个制衣厂能容纳500多人，现在只有50多人。

其次，本地劳工质量难以符合市场要求。

一方面，本地的工人没有过硬的劳动技术。缝制背包最好能是工作时间长、熟练的缝纫工，但是熟练工一般都去了广东等发达地区，不会留在家里。

另一方面，本地工人的社会关系、家庭都嵌入在当地，无法保障有效的工作时间。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半劳动力，一边在工厂打工，一边照顾家庭，老人小孩一有头疼脑热，就要请假回家照顾。据罗老板描述，有次春季流感，7个工人请假照顾小孩，并且无法预期请假时间；有一个员工办酒席，全厂都要放假参加，为此就要停工一天。

在深圳办厂，工人的劳动时间是能充分保证的，并且企业主也会采取各种办法激励工人多加班、多领工资；而在农村社会做不到这些，劳动时间要被本地的生产生活所切割。由于人工少、质量差，订单因此只能完成一半。 

再次，物流速度慢且成本高昂。

罗老板表示，以前在深圳的时候，上午订购的原料，下午就能到，不会耽误生产；现在，上午订购原料，三天后才到，中间经过许多中转站，根本跟不上生产的节奏。并且，在小镇办厂的物流成本在170元/m³左右，远远高于在深圳的成本。这是因为，深圳当地有发达的产业配套，产业链齐全完整，并且物流行业发达，而小镇上却没有相近产业配套。

现在，罗老板的厂里有20多个工人，单单自己家亲戚就有7个，剩下的都是朋友关系。人数不够，罗老板和老婆只能亲自上阵，有时父母也会参与进来，加班加点。外地老板过来一看人这么少，就担心无法按时保质完成，订单也就越来越少了，生意因此也越来越难做。

县域产业振兴遭遇结构性困境 

如今，全国中西部地区，各个县市都在提倡“工业兴县”，创建工业园区，但是却几乎都遇到了一系列困境。

村民们很清楚，“一百个创业的，只有一两个能够成功，不是谁都能成功的”。罗老板遇到的困难也是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县域在招商引资时都会遇到的困难，换言之，这是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困境。

之所以说是结构性困境，因为背后的原因是一致的，且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产生的。

第一重，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制约。

当前，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中西部农村地区大部分年轻人均前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农民离土又离乡，进城又进厂。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地区人口转移到城市务工经商就已是大趋势，因为城市收入远远高于在农村务工收入。

一方面，东部地区产业发展早，产业链完整，产业配套齐全，务工机会多。并且随着人口的聚集，工厂周边的商业、服务业也发展起来，增加了务工机会。

2017年笔者在浙江玉环市调研，当地村庄的一个劳动模范竟然是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他一个人打了三份工——白天在一家超市当售货员，中午回村里的养老院帮忙打饭菜，晚上给一家餐馆打扫卫生——一个月工资五千多。一家人外出打工，所有的劳动力都能参与到劳动市场，赚取不菲的收入。

另一方面，沿海发达地区的平均工资远远高于中西部的县乡。这就导致了这些工厂很难在当地找到熟练稳定的技术工人，这些工人高度嵌入乡土社会，劳动技能缺乏，劳动时间不稳定，劳动意愿不强烈，工厂的生产时间和生产效率难以保证。

第二重，全国统一商品市场和技术市场的制约。

现在中西部地区承接的产业是东部地区淘汰的落后产能。换言之，产业转移的核心是将技术带回中西部地区，换了一个地方生产，但是市场规模依旧没有变。

类似于罗老板的创业是将发达地区的经验技术带回家乡，市场依旧是外部地区，并且是高度饱和充沛的。而在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和技术市场形成的条件下，哪里有利润，商品和资本就会向哪里流，中西部地区目前已经缺少商品市场和技术市场的超额获利机会。

与皮具加工相似，中西部的工业发展主要是沿海地区过剩和排斥出来的低端制造业，比如制衣、饮料、电子配件等。而低端制造业目前在全国本身就面临着发展瓶颈，在产业基础条件不成熟的中西部发展，更为艰难。

这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东部地区的创业不一样，当时的市场需求旺盛、充分，创业易成功，而现在中西部地区承接的是过剩的制造业，市场份额小，竞争又激烈，发展十分困难。

一些讨论 

产业转型升级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中国要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必须要实现产业转型。但是如何更加平稳地转型、发挥中西部地区的优势，是一个值得严肃讨论的问题。

第一，简单的产业迁移难以成功，需要配套政策。

产业转型并不能简简单单地理解为东部地区“腾笼换鸟”，淘汰落后的产能，中西部地方政府还要做好相关配套政策。

比如，地方政府可以加快物流下乡建设，提高全国各地的市场联系。农村人口基数大，涉及区域广泛，为物流下乡创造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而物流下乡一方面减轻了工业原料下乡的成本，有利于工业品的快速出售，改善产业发展困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农产品更快地进城，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地方政府应当加快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系，深化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扩大农村电商服务网点覆盖范围。例如，一些地区积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主体、末端共配”的运营模式，在乡镇建立统一的快递中转仓，降低了本地与外界的沟通成本。

第二，产业转型必须关注国民就业问题。

产业所牵涉的不只是商品生产问题，还牵涉到国民的就业问题。地方政府轻易排挤产业，会严重影响到劳动力就业，产生一系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西部流出的劳动力不可能轻易回流，他们最终还是会挤在东部发达地区谋求职业，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最终不得不面对农民工失业后产生的种种问题。

因此，地方政府可以开展一些专业的技能培训，改造年轻人的劳动观念，锻炼年轻人的职业品质，提高年轻人的职业技能，吸引年轻人从事高价值的制造业，也可以帮助相关企业对口职业学校招收专业的员工。

总之，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不是简单的技术迁移问题，需要站在全国一盘棋整体状况的高度上，以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和技术市场为立足点，全面统筹考虑产业发展的各项配套政策，这样才可以更加稳健地完成产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