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的用人观

治国，相当程度上是治吏。举凡吏治清明，必是生机勃勃的国势上升期。反之，则必是礼崩乐坏，弊端丛生，人心思变的纷乱末世。而治吏的核心则是选人用人。

宋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记载了宋仁宗赵祯的这样一件事。

一天，主管级别较低的地方干部考绩任用的官员向皇帝上奏，要引荐李师锡这个人改京官。宋代对官员的晋升、转任特别是改京官有一套很严格的规定，选人初改京官者，必须先去外地任县官，经过基层的长期磨炼和烦琐的程序后，才能取得这个资格，其中之一就是至少要有10个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同时又都了解你的官员荐举（一般这样的保举人很不好找，因为一旦被保举的官员出了问题，曾经举荐的官员要负连带责任受到处罚）。之后，经主管部门反复考察，合格后再引荐给皇帝，得到最高领导批准后才能改京官。这个李师锡就符合上述全部要求，不仅如此，举荐他的官员居然还超出标准20多人。你看这还有啥说的，手续完备，要啥有啥，优中选优的，肯定顺利过关啊！可是想不到，仁宗赵祯并没有简单签字放行，而是开口便问李师锡的背景，他是哪里人？他父亲是干啥的？他的亲属关系为何？通过这一追问，皇上知道了，这个李师锡并不是普通官员，而是当朝重臣李维之子，节度使（后来为枢密使）王德用的外女女婿。这样的人可说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想干啥干不成啊？就算整个大宋朝廷又和自己家的有啥两样呢？可是，这种惯性思维在仁宗这里没有出现，仁宗皇帝说了这样一句流芳百世的话：“保任之法，欲以尽天下之才，今但荐势要，使孤寒何以进”。

真是太伟大了！他不但超越了古人，也令无数的后来者仰视。我们选任官员的目的和指导思想是，务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天下贤能都能最大程度地为国家所用。倘若一提拔就是当官的七大姑，八大姨，那德才兼备却孤立无援的寒门子弟何年何月才有出头之日啊？那是国家之福吗？最后只给这个李师锡按他的资历逐级提拔了一下。

宋代程俱的《麟台故事》这样记载道：武宁军节度使兼侍中夏竦、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程琳，荐尚书屯田员外郎张硕、秘书丞蔡抗、太子中舍季仲昌、节度掌书记李师锡等试馆职。北宋的馆职都是从事文秘、著书、编校工作的人员，朝廷对这个群体的管理和要求都很严格，要进入这个门槛，学子们都要经过一级级的考选才能授职。那么上述诸大臣皆已是炙手可热的大员了，怎么还稀罕这穷酸的书呆子职位呢？其实，这都是当时崇文抑武政策的结果。武职守土保疆，劳苦功高，所以薪水都很高，但是地位却比文官低。而文官普遍较穷，不少人一辈子连自己的房子都买不起，可是却有学问，有地位，受尊重。真宗皇帝曾专门写过一首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劝学诗》，告诫天下读书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只要“六经勤向窗前读”就可以了。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武将们从内心希望沾一点文化的高雅。可是到了仁宗这里，却都被挡在了门外，他认为国家名器万万不能用来做交易，送人情，否则将后患无穷。他这样说：“馆职当用文学之士，名实相称者居之，时大臣所举多浮薄之人，盖欲以立私恩尔，朕甚不取也。”这些职位虽然没有实权，但却都是饱学之士，徒有虚名的东郭先生是没有资格跻身其中的。大臣们之所以举荐好多的不称职之人，就是想结党营私破坏国家法度，这样的事情我是十分不赞成的。结果一个没给办，都打发到审官院记录一下姓名而已。

用人，历来敏感，历来受到高度关注，因为它是风向标，是指南针，是试金石，是显微镜，贤人得用，则万众向贤，争德业之进，庙堂之上，必人才济济，万马奔腾。而小人得志，则鸡鸣狗盗之徒必奔竞钻营，吮痈舔痔之辈前呼后拥。诸葛亮所以椎心泣血地喊出先汉之所以兴隆，而后汉之所以倾颓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用人，如何授出手中的纱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