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淮河流域的经济开发及其启示

淮河流域介于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之间，地跨豫、皖、苏、鲁四省。作为祖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过渡地带，历史上的淮河流域曾是名闻遐迩的富庶的经济区和繁华的交通要道，素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美誉。12世纪后期，由于宋金划淮而治、频繁交战的人为破坏，黄河不断决口南徙夺淮，致使淮河流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自然灾害加剧，经济发展逐渐衰退。元末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农民大起义爆发，来自淮河中游地区的朱元璋及其淮右集团，最终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大明王朝。明朝建立后，如何恢复和重建淮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即已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

纵观有明一代，淮河流域的经济开发与发展大体经历了前期的恢复与繁荣、中期的持续发展和后期的日益衰退及彻底崩溃三大历史阶段，并留下了有益的历史启示。

明初，面对战乱之后淮河流域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城野空虚、“长淮以北，鞠为茂草”(光绪《凤阳府志》卷5)的社会经济残破状况，以明太祖朱元璋为首的统治集团，采取一系列旨在恢复和重建淮河流域社会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一是大规模向淮河流域移民，以补劳动力资源的不足，至洪武年间，徙入淮河流域的移民达20余万之多;二是积极鼓励垦荒，并由国家提供粮种、牛马、钱衣等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三是加大赋役蠲免力度，多次重申减免赋役的政策;四是大力兴修水利，趋利避害，安丰塘的疏浚，淮安南河大堤的建成，对淮河流域抗御自然灾害、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明太祖还着力提高中都城的地位，将寿州、信阳和徐州等9州18县，划归中都直辖，从而使淮河流域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

经过明初政策的激励和几代人的辛勤开发，明代淮河流域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首先，人口得到了大量增加。据《明会要》所列数字统计，洪武二十六年(1393)，凤阳、淮安和徐州二府一州的人口总数达到18余万户共124万余口。在封建自然经济特别是战乱之后人口锐减的条件下，人口的增长本身即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所谓“户口增缩，国运盛衰之兆”是也(嘉靖《固始县志》卷4)。其次，荒地得到大面积开垦。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六年，仅凤阳一府，即有41万余顷荒地被垦成良田。再次，粮食产量和农作物品种空前增加。淮河流域提供国家的税粮超过前代，品种也有所增多。这一时期，最能体现淮河流域经济优势与特色的是各种经济作物尤其是中药材的大面积种植与加工。“地平壤厚，得中土之和气，百物以蕃，众庶以集”(光绪《亳州志》卷1)的亳州，更以其便利的地理位置和优质的中药材的生产与加工，而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药都”之一。此外，随着永乐时期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一批沿运的城市如扬州、淮安、徐州和济宁等迅速崛起，成为繁华的码头和南北商品集散地。

明代中叶，淮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克服了自然灾害频繁、土地兼并激烈和赋役负担加重等困难，依然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势。

首先，农业生产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中仍然得到发展。尽管流域不少地方出现灾害严重、赋役沉重、人口逃亡的现象，但来自黄河流域山西、陕西等地大批流民的涌入，弥补了因淮河流域土著居民逃亡所造成的劳动力不足的空缺。其次，一些新型的高产农作物被引进并广泛种植，原产美洲的玉米被率先引进淮河流域，正德《颍州志》所载之“珍珠秫”即玉米，是迄今为止我国关于玉米种植的最早记录。水稻种植向淮河以北地区延伸，宿州等地相继出现了大面积的稻田。再次，棉花和中药材等优势产业，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出现了“中州沃壤，半植木棉”(《救荒图说》)的喜人景象。海州的中药材种植也后来居上，以59个品种而独占流域各地之首(隆庆《海州志》卷2)。一些优质药材，成为全国各地客商的首选产品，融种植、炮制、加工为一体的“药都”亳州药材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

在手工业方面，矿业开采、棉麻纺织、食品加工和工艺制造等领域异军突起，涌现了一批饮誉海内的产品，如邹县的棉布、光山的葛布、维安的铜镜、淮鼓等。拥有悠久历史的酿酒业也呈繁盛之势，如“淮安之豆酒、苦蒿酒，高邮之五加皮酒，扬州之雪酒，……中州之西瓜酒、柿酒、枣酒”(《客座赘语》卷9)都是酒中之珍品。

城市及其城乡集市贸易更加活跃，一批各具经济特色的城市及其商业独领风骚，“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广志绎》卷一)，成为闻名全国的商业都会。农村集市大量兴起，形成“居民稠密，往来商贾，络绎不绝”(正德《淮安府志》卷5)的一方商业巨镇。

然而，伴随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明代中叶的淮河流域经济也出现了地区不平衡的格局。相对而言，地理条件优越的淮河下游沿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备受黄河夺淮之苦的中游地区则显示出了衰落的态势，“一望皆红蓼白茅”(《松窗梦语》卷4)的庐州、凤阳等地日渐式微。

明代后期，随着统治阶级的腐朽、自然灾害的加剧、土地兼并的激烈和赋役负担的沉重，淮河流域的经济开始呈现全面衰退之势。统治阶级一味采取抑河入淮保运的政策，致使整个流域黄河夺淮之患加剧，河道紊乱漫流、旱涝频仍发生，流域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一月之旱赤土也，十日之霖巨津也”(万历《蒙城县志》)，已成为明代后期淮河流域的普遍现象。而赋役负担的不断加重，人口的大量逃亡，则更把淮河流域的经济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例如，凤阳人民为躲避“一夫十役”的沉重负担和胥吏的巧取豪夺而成批逃离，出现了“户耗者十之七，口耗者十之九”(天启《凤书》卷4)的社会现象。至明末，各种加派、预征、抽扣层出不穷，终使淮河流域“民穷财尽”(《豫变纪略》卷2)，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

从明代淮河流域经济开发的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历史启示：

第一，流域的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自然、社会以及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和方面，尤其是像淮河流域这一长期受黄河南决困扰的特殊地区，对其进行开发和治理，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而且还要站在全局的高度，采取诸如减免赋役、以工代赈等切实可行的措施，才能收到显著的效果。明代前、中及后期，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和发展、衰退的历史过程，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流域开发作为系统工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二，流域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由于自然和人文的环境，既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扬长避短，发展流域经济，对一个流域的治理与开发至关重要。明代淮河流域因地制宜地发展粮食生产和棉花、中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加工，正是抓住了淮河流域的优势。这一成功的经验，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观念的更新与变革，是促进包括流域在内的区域经济开发的重要动力。在明代淮河流域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其观念的更新往往起着前导作用。在盛产鱼盐的海州，“民多逐末”(隆庆《海州志》卷2)，在商品云集的沿运码头济宁，“趋末者众”(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3)，终使这些地区的经济突飞猛进。即使在整体上相对落后的淮河中游地区，由于转变了传统的农本商末和“农惰商啬”(万历《蒙城县志》卷5)等观念与习惯，使得这一地区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相反，在一些“闾阎不蓄积，乐岁则尽数粜卖以饰裘马，凶年则持筐箧携妻子逃徙趁食。俗又好赌，贫人得十文钱不赌不休”(《广志绎》卷3)的地区，其靠天衣食、懒惰成习的落后观念与陈规陋俗，无疑对该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处于“非旱则雨”(天启《凤书》卷4)条件下的经济只能呈现不断衰退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