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与防范

不同类型的国际货币制度及其内在矛盾

世界范围的紧缩型货币危机发生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伴随以生产过剩的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制度发生崩溃。二战后建立起三大国际经济体系：贸易方面的GATT，投资方面的世界银行，货币方面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体系是“双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这是一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汇兑金本位制度、世界范围内的固定汇率制。靠美国的经济实力维持了国际金融二十年的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机制有其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美元要等同于黄金承担国际价值标准的职能，就必须承担自由兑换黄金的义务;而美元要流向世界，美国就必须维持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包括贸易逆差和海外净投资。这一矛盾导致自六十年代起的国际货币风潮。1971年，国际固定汇率制随之崩溃。

新的货币体系以世界贸易前五位国家的汇率为基础，按其贸易份额进行加权平均，确定“货币篮子”即合成货币作为特别提款权的价值标准。由于各主要贸易国家的贸易顺差和逆差可以互相抵销，所以合成货币比美元和黄金都要稳定。各国货币采取不同方式同美元或者特别提款权挂钩，并扩大了浮动的范围。

以国际贸易的稳定性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又维持了二十年，自九十年代以来再度陷入不稳定之中。其基本原因在于，国际资本的流动在数量和速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国际贸易;跨国公司将国际投资和贸易融为一体，而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从内外两个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1995年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总规模为13000亿美元。1987年到1992年，利率互换交易由6829亿美元增加到38508亿美元;货币互换交易由3656亿美元增加到17208亿美元;金融期货期权交易由6188亿美元增加到78393亿美元。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比八十年代扩大了10倍以上，使得任何国家力量甚至国际力量都难以控制。

在这种趋势下，世界各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加速经济发展，进行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转换，向国际化、市场化方向演变，国际金融资本的高度投机性又与各国的经济稳定发生矛盾，本国改革的利益分配也使得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矛盾逐渐累积，最终往往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集中爆发出来。

不同类型国家发生的各种金融危机

拉丁美洲国家“外债型”金融危机首开其端。拉美国家是在国内改革极不彻底的前提下依靠引进外资实现经济腾飞的，并由此获得了20年的经济繁荣。但随之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激化而导致政局不稳。七十年代拉美国家普遍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八十年代进行严厉的经济紧缩，稳定经济稍有成果;九十年代却出现了墨西哥金融危机。墨西哥依靠外资起飞并依赖美国经济，大量投机性外资的进入压迫本币升值，出现严重的外贸逆差;民族工业和农业得不到发展，依靠向美国输出劳务赚取外汇再进口消费品，经济外向程度高，缺乏国内生产科技基础。危机的导火索是国内政治、社会动乱和美国提高利率引起外资大批撤离，造成货币贬值进而经济濒于崩溃。

日本发生“坏账型”金融危机。在经济繁荣时期的日本政府对金融监管不力，默认金融的灰市交易。黑社会集中的关西地区灰市交易最为严重，房地产方面的“泡沫”最盛，产生大量金融坏账，总额高达80亿日元，其中一半是死账。1992年日本政府发现10亿日元坏账但未作及时处理，当时日本银行贷款总额是351亿;但小比例的坏账很快就酿成金融业的危机，导致挤兑风潮和一系列金融机构的破产。

老牌金融帝国英国也出现像巴林银行破产这样的事情。由于期权买卖中使用少量保证金便可操作巨额资金，一个交易员使用银行吸收的居民存款和拆借的资金进行违规操作就可以搞垮一个银行，进而酿成“投机型”金融危机。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发生的“转轨型”金融危机。前苏联在解体后卢布仍然通用了一个时期，各共和国纷纷发行卢布，以通货膨胀作为手段攫取资源。国有企业转轨不成功，出现严重债务危机;俄罗斯被迫进行货币改革，新卢布贬值了一万倍。在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盲目发展证券市场，出现严重金融诈骗;黑社会控制相当一部分经济，政府已无法管理。

阿尔巴尼亚则上演了一出“集资型”金融闹剧。由于国家银行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社会上出现“金字塔投资计划”：12个投资公司高息集资，拆东墙补西墙，利息越抬越高;五年共集资20亿美元，全国三分之一人口卷入其中，许多人倾囊而出参加集资。1996年这些投资公司发生全面亏损，相继倒闭;经营者携款外逃，居民要求政府还钱，对政府机构进行打、砸、抢。到了1997年，金融危机最终引发武装暴乱。

泰国金融危机：五小龙是龙还是虫

东南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近些年来被人们广为称颂，有“儒家市场经济模式”的美誉。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东亚模式不可能持久，因为其经济增长更多是依赖资本投入而不是技术创新。被称为“第五条小龙”的泰国一度曾打算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取代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结果事与愿违，在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下一败涂地。

泰国的经济增长早已隐含不良因素，许多效益不好的项目从非银行金融机构中获得贷款，造成大量坏账，1997年达到300亿美元。而这些金融机构的贷款又是从银行获得的，泰国政府维持固定汇率制，泰铢随美元升值，外贸逆差相当严重。1997年泰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投机资本趁机大量涌入，兑换泰币然后抛压泰铢贬值。拥有3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泰国央行5月份联合新加坡进行干预，抛售了120亿美元收购泰铢，维持了固定汇率。国际投机资本在亏损3亿美元之后，于6月份卷土重来，终于迫使泰国放弃固定汇率制，泰铢大幅度贬值，兑美元从25∶1贬为32.6∶1，东南亚其他国家货币亦纷纷贬值。国际投机资本进一步转向香港，企图冲击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但慑于香港良好的金融秩序和香港加中国大陆两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未敢妄动;但迫使港币利率提高，趁机诱发香港股票市场狂跌，投机资本则通过购买看跌期权获利。

频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应汲取哪些教训

各国多种类型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刚刚起步的中国提供了借鉴，使得我们有可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第一，坚持金融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也是中国加入WTO的需要，不可因国际金融危机而却步。在继续大力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对短期投机资本则需要采取有效手段加以控制。

第二，近年来国际投机资本采取各种形式进入我国，每年大约有50亿美元左右;外商直接投资的利润，五年以后可能达到每年2000亿元人民币。国际投机资金曾经大量介入我国股票市场，今后仍有可能继续介入。要想有效控制这些资金，单靠外汇管制是不够的，主要应该依靠市场化的改革和市场经济规则的完善，如降低利率、汇率浮动，以减少投机利润。

第三，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并联合国际组织共同防止投机资本干扰经济稳定。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国内金融体系的监管，强化法制和银行规则。如果国内金融体系健全，外汇储备只需用于干预增量部分;反之若被国际投机资本动摇了金融的基础，有多少外汇储备怕也难以控制局面。

第四，金融风险应该通过市场经济机制及时释放，不应依靠行政手段强行压制造成风险积淀，最终一发而不可收拾。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开展人民币与外汇之间的远期买卖，促使企业自己进行保值交易;发展直接融资———都是转移和释放风险的办法。风险也是一种资源。由国家统一承担风险转变为企业和个人承担风险，不仅可以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且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财富。害怕风险的保值者交纳保险费，而承担风险的投机者获得风险报酬。我们不能仅从消极防范方面看待金融风险，也应该看到转移和释放风险的积极作用。

第五，中国金融有国家强力支持，在相当一个时期仍旧可以保持基本稳定，但也潜伏着危机因素。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同属国家所有，改革中形成的“借贷型经济”将金融风险全部压在了国有银行和政府身上;在金融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的经验和手段亦十分欠缺;在国内改革过程中，亦有严重的权钱结合;有些人通过金融诈骗、欠债不还图谋暴富;有些人使用公款和居民存款炒作股票，炒卖地皮;总有少数人企图占有改革收益，而将改革成本向社会转嫁。常此以往，将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而金融危机则是上述社会矛盾激化的综合表现。从根本上杜绝改革中的官商结合，乃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实质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