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图书质量检查的角度看校是非

讨论校是非，先要澄清一个问题，即校对现在还有无必要，手写原稿已难觅踪迹，传统的校异同成了明日黄花。而目前也确有弱化校对力量、甚至取消专业校对的现象存在。

笔者以为，校对不仅有存在的必要，而且不可或缺。列宁曾讲，“最重要的出版条件是，保证校对得非常好。做不到这一点，根本用不着出版”。在原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中有“坚持责任校对制度和‘三校一读’制度”的明确规定，由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中专有“编校质量”之定义，且这两部规章到目前依然具有法定效力。从现实看，尽管传统的校对方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校对的功能和作用并未因此有丝毫的改变，仍与出版物的内在质量须臾不可分。不少出版单位仍然保留着校对建制，其实这就是最好的诠释。即便没有制度的约束，试想有哪位编辑愿意把加工完的稿件在改完版后不经过校对就直接下厂付印呢？

既然不可或缺，校异同的方法也失了效，校是非就成为目前校对的主要工作。笔者曾从事校对工作多年，现在所做的质检工作与校对环节又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对此话题有着很深的感受，现从质检的角度谈谈个人对校对的看法。

校是非是相对校异同而言的。虽然很多年以前就有此提法，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20 世纪 90 年代，笔者的一篇征文《论校是非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曾引起一些评委的不满。他们质疑的问题是“校对校是非，那编辑干什么”？姑且不论评委们问的是否在理，但至少说明校是非曾不被专家认可。而在今天，这样的疑问就不复存在了。

过去校对是比照原稿校异同，而校是非只是一般性的号召，就像考试题中的附加题一样，你有能力就答，不做也不影响卷面的基本分数。而现在则不同了，校是非变成了必答题，如果不去做，肯定要“失分”的。这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第一，作者交来的电子稿经过书版照排系统转换后输出纸样，编辑加工后再返回照排室改版，之后输出的就是校样，与前份纸样相比，除去编辑加工改动之处，其余部分只是“复印件”，故无需校异同了；

第二，如果仍按校异同的方法操作，只需校对编辑改动之处，其实也就是核一两次红就行了，而这不一定非得专职校对来做；

第三，在电子稿转换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游离于编辑加工之外的莫名其妙、防不胜防的差错，这就必然要求校对人员增强自我识别能力；

第四，弥补作者、编辑疏漏的需要。

在狠抓图书质量的社会大环境下，编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图书的内在质量，因而出版社也就更加在意校对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说明校是非是校对人员应必备的能力，更是其自身价值的具体体现。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非”是指事理的正确和错误。这样看来，校是非就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找出错误的，二是不要把对的当成错的，而“找出错误的”则是校对人员的根本职责。据此现在实该把“校对”称做“校错”，因为没有了手写原稿，也就谈不上去核对找错了，只能自己去找。那是不是校对者和以前一样只负责核对消除排版、字词和技术性的差错就可以了，而其他的差错与己无关了呢？笔者认为这恐怕是说不过去的。一是笔者曾对一段时期内的质检结果做过大致统计，结果表明，书稿中的基本文字类差错大约只占差错总数的35％，而绝大多数的差错则体现在不同类型的非文字性差错上。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看一下存留在笔者质检样中的一些很典型的差错。

1. 政治性差错。这类差错时有发现，而且它们不仅仅局限于长篇大论、观点反动，往往不经意的一两句话也会构成此类错误。

2. 涉及台港澳、新疆、西藏等的问题。如：“《法国民典法》《台湾民典法》对此都有明文规定”，这里的错误是把台湾地区与法国进行了并列；“《台湾民典法》第 543 条规定……我国采取该体例”则更是把台湾与中国并列起来了。

3. 所用资料过于陈旧。如：“1990 年已达 426 亿日元，预计 1992 年为 481.84 亿日元”。这句话出自 2012 年的书稿中。1992 年的数据在 2012 年还需预计吗？

4. 与史实不符。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阅兵仪式上，大学生队伍之所以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 ……”其实所述的事情出现在 1984 年，因而应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阅兵仪式上”。

5. 同一内容前后抵牾。如：“2005 年 10 月 12 日 9 时 9 分 32 秒，‘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与“9 时整，‘神舟六号’在震天的轰鸣声中腾空而起，飞入太空”出现在同一本书的不同页面上，使读者无法确定哪一个是准确的。

6. 有语病。如：“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当选党的总书记，一直到 1953 年去世时才卸任”。“时才卸任”四个字画蛇添足，使得句子违背逻辑，因为“卸任”只针对在世的人而言。

7. 常识性问题。如：“巴金（笔名李莆甘）”，正确的表述为：巴金（笔名，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在地球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达一千多米”。这就把海沟的深度缩小到实际深度的 1/10。

8. 经不起推敲。有些话看似没有问题，但细一品就不行了。如：一句“汽车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就把美国开除了“球籍”，因为它已不属于任何国家。

9. 用词不当。如：“……每年以较快的速度减少和消灭贫困人口”一句中的“消灭”属用词不当，应改成“减少贫困人口和消除贫困现象”。

10. 不合常理。如：“我冒着股票可能上涨的风险进行投资”让人匪夷所思，在这个世界上恐怕还没有哪个股民会为了下跌而去投资股票的。

11. 标点用法不对。较突出的是引号误用的问题，特别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内容。一是漏加引号，如：“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开始了长征”中的“围剿”二字应加引号而未加；二是误加引号，如：日本关东军导演了成立“伪满洲国”的闹剧，双引号与带有否定含义的“伪”字的用意重叠，就使得所谓的满洲国变成合法的了。

12. 数据不准确。有的书稿中的运算数据是错的，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核算去纠正。

13. 有些内容不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规范等。由《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之“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不难看出，这些差错的严重程度要高于基本字词和技术性差错，也就是说危害性远大于后者。虽说所举的例子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却值得我们深思。对校对者而言，这些差错都不是什么艰深的专业问题，且常识性的错误居多，是可以被识别出来的，不一定非得留待编辑处理。如果仍是“恪守”校异同的职责，则于“错”无补，增加留错的风险不说，对提高辨错水平也不利，而敢于担当、注意通过校是非直面这些差错才更具积极意义和实际意义。

这样的看法可能会引发校对与编辑职责“混淆”、校对会越俎代庖的担忧，其实大可不必。因为，面对同一份校样，编辑与校对工作的职责交叉、重叠现已成为了不争的事实，只不过二者的侧重面有所不同而已。

笔者曾就此问题向一些文字编辑做过讨教，编辑在书稿加工时会更多地关注内容的整体结构，精力主要用在查找和核对资料上了，而校对时则以通读辨析为主。这说明校对与编辑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过去校对者与编辑在学识上的差异较大，想来当年评委们对笔者论文的质疑也不无道理，可能更多的是对校对者能否胜任的担忧，而现在则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因此无论编辑还是校对，能多发现一些差错总是件大好事，诚如叶圣陶老先生在《希望大家用心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中所说的，对差错“你不发觉我发觉，我见不到他见到，各方面的同志都能这么做，我们出的书，质量就可以逐步提高了”。笔者把它解读为大家都应该把识别差错看做自己分内的事情，自觉地努力去做，而且还要做好。

既然要校是非，校对人员就应具有相应的资质，也就是必须具备较强的辨错思维能力。

校是非的关键在于准确识别差错。校对之所以感觉做起来很难，是因为失去了最为直接的对照依据（原稿），同时也没有公式性的东西可以套用，只能是用知识储备去衡量判断。从理论上讲，校是非所涉及的知识面是全方位的。囿于知识结构，我们做起来总会有不到位之处。有鉴于此，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总结出实用、可行的校是非方法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依笔者之见，最有效的方法除了加强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外，就是锻炼对差错的敏感性，可以说发现差错的多少与敏感程度成正比。有时经过三校后的质检样中依然有不少差错，它们之所以能存留下来，既非校对者学识不够，也不是因为不认真造成的，只是由于敏感性稍逊一筹所致。通常见到的在被指出来后校对者往往恍然大悟的情形就能证明这一点。

如何增强辨错的敏感性呢？笔者以为，勤思考是增强敏感性的基础。牛顿曾说过：“如果说我对世界有些微小贡献的话，那不是由于别的，只是由于我辛勤而耐久的思考所致。” 对我们而言，思考多了，自然会增强对是非问题的敏感性。如果在读校时不积极思考，那就只能是校样信息的忠实阅读者，不可能有所发现。因此，读校时调动大脑思维跟着校样信息同步“前行”很重要。要挑剔，不要欣赏；要“眼在看，脑在转，作分辨”。依据笔者的经验，若能做到这些，校对者会“收益”颇丰的。

回想起曾经落选的论文，再看看现实的编校状况，笔者在感叹形势变迁如此之快的同时，也感慨良多。随着手写原稿的彻底消失，校对者原有的校异同思维方式也真应该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应是校是非的思维方式，这就势必要求校对者在查错、辨错时要“无所不用其极”，而最为关键的还是要多动脑、勤思考，以期培养对差错的敏感性。苏联心理学家捷普洛夫指出：“一个空洞的头脑是不能进行思维的。” 因此，校对人员努力学习，培养多方面的爱好和兴趣，不断进行知识充电，增加知识底蕴就显得尤为重要。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即校是非绝不是只顾内容的“非”而不管字词的差错了。我们要防止这种顾此失彼、走极端的倾向发生，应牢记消灭错别字是自己工作的根本，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到校是非，否则就不能说是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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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15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