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是国内出版业正式引进海外图书版权的起点。随着出版事业向产业发展,图书版权引进数量急剧上升。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是国内出版业正式引进海外图书版权的起点。随着出版事业向产业发展,图书版权引进数量急剧上升。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95年到2011年,引入图书版权从最初的1900余种提高到1.47万余种,全国580家出版企业大部分都已涉足翻译类图书出版。从这个角度讲,引进版图书已经成为中国图书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出版社更为重要的是正视目前引进版和翻译类图书市场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现存的两大困惑,并找准“切入点”加以有效解决。
一、版权贸易竞争无序,威胁行业生存底线
在当前看似繁荣的版权贸易背后,不容否认的是从业主体经营行为的非理性和整个交易模式的混乱无序。版权购买处于引进版图书出版流程的前端环节,维护购买秩序的规范化本是保证整个出版流程顺利开展的关键,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出版社个体面临着与海外著作所有人、版权代理机构以及其他出版社的多层面博弈关系,买方的非良性竞价已经对引进版图书的运作生态产生巨大威胁。同时,正因为国内市场竞争的无序,使得作为卖方的海外著作所有人以及版权代理机构认为中国出版社很有钱,猛钻“空子”、“坐地起价”,严重加剧了版权价格恶性哄抬的局面。国内版权购买秩序失衡,暴露出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实,在版权贸易刚起步的时候,单本书的版权费用都只是上千美元,即使是相对高价的作品,譬如译林当时引进的叶利钦自传《午夜日记》也仅花了1.2万美元,几年后克林顿回忆录《我的生活》花费了16万美元,当时已经属于天价,但这些价格都还在出版社可承受的成本范畴内,赢利目标尚可得以保证。可是这两年有些书的预付金竟已超过百万美元,这样的操作手法违背了图书市场规律,是对引进版图书版权价格的恶性抬高,对于正常市场秩序具有极强的破坏力,使市场呈现出不可理喻的混沌状态。
用本量利分析法来剖析图书成本、定价和利润之间的关系,可以清晰看到版权费用在引进版图书成本中占比很重。过去只需支付总码洋的5%版税就可以拿到的书,现在需要支付8%,甚至10%,乃至更高。不仅是畅销书,连高端文学图书的版权价格也急剧攀升。事实上,外国文学和人文社科类图书的大多数品种都较难突破小众市场,在高版权费用的前提下,出版这些优质图书要承担很大的亏损压力,遑论赢利。更何况随着网络销售的发展,网络书店的折扣不断走低,引进版图书的利润空间更为微薄。国内不少优秀出版社向来以积累和传承人类优秀文化、引进出版国外优秀作品为己任,在这样的市场形势下常常面临“不抢等死,一抢必死”的出版窘境。
二、专业人才难觅,翻译水准亟须提升
翻译作为引进版图书内容的再加工,质量问题一直被业内关注,但不管是公版书的译本更新,还是引进图书的全新译介,纵观整个图书市场,翻译质量的“滑坡现象”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
1.行业吸引力不足,译者队伍建设困难。翻译是一门艺术,译者需要具备很高的中文、外文水平和文化底蕴。但优秀译者往往难觅。译者稿酬这么多年来已有明显增幅,但仍旧难以吸引优秀的翻译人才;与此同时,语言过硬的优秀译者现在不愿意搞文学翻译:老译者由于年龄问题,精力和体力已经不允许承接太多的翻译工作;中年译者大多拥有行政职务,忙着科研、行政和教学任务;青年译者虽然有激情也有时间,但往往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翻译给予的报酬不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而且,众所周知,优秀译者往往是大学教师,翻译图书耗时长久,又不能算是科研成果,无法带动他们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国家正在大力资助文科学术项目,从单纯的收入产出比来看,也比翻译更具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