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之下爆发的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现代化的历程当中，波澜壮阔、跌宕曲折的法国大革命扮演了既承先启后、又开天辟地的角色。

　　

　　法国早年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居于强国之列，主要靠的是其国土广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以及较早建立民族国家、实现政治统一。然而，及至进入近代时期，任何国家开始显得越来越无法仅凭上述因素就可称雄于世。换句话说，一个国家若要跻身于强国之列，其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它是否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通过思想、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来引导世界潮流。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岛国——英国在近代的崛起以及长期独领风骚的历史就是明证。就法国而言，它之所以在进入19世纪以后，还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保持某种强国地位，甚至不时称霸欧陆，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时地进行一系列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有着密切关系。而讲到这一点，人们自然会想到为法国后来的兴盛奠定了思想与制度基础的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最大的功绩是使法国从“旧制度”迈入了现代社会。大革命在把法国人由臣民变为公民、凸显民主或平等的价值方面所做的各种尝试与努力，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的成功——尽管这种成功代价不菲，使其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创生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其《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一书中将它与同时期发生的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dualrevolution），甚至认为，所有近代国家几乎都是18世纪双元革命的产物。

　　

　　那么，这场人们往往以“大”来形容，甚至使“革命”一词因此而发生了由贬义到褒义的变化的“革命”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爆发的？

　　

　　对于这一问题，在法国学界，乃至更大的范围内，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法国著名的大革命史专家马蒂厄曾有过如下颇有见地的断言：“这次革命并非爆发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反而是在一个正在极度繁荣的国家里。贫困有时可以引起骚乱，但不能造成伟大的社会激变。”

　　

　　此言不虚。因为在“旧制度”的最后时期，亦即在18世纪的后半期，就总体而言，法国的经济即使称不上繁荣，至少也处在了发展和转机的阶段。根据中外学者的研究，在18世纪后半期，法国的现代工业已开始起步，其标志是手工工场的集中化与新技术的采用。在此期的法国，手工工场的集中化在纺织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手工工场大多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而且从业人员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在工业发展有目共睹的同时，法国的对外贸易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而这一发展还促使马赛等许多沿海港口城市趋向繁荣。此外，工商业的发展还导致了金融信贷的勃兴，银行数目急剧增加。至于在农业生产方面，在普遍的封建所有制和广泛的落后农耕方式之中，也冒出了一些新式农业的胚芽。一些农民通过租地或买地扩大经营，雇佣日工、短工，进行商品生产，成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而在巴黎附近、法国西北部以及阿尔萨斯-洛林等地区，甚至还出现了若干产量最高、最为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式农场。

　　

　　然而，国家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宫廷或政府不会发生财政危机。由于曾宣称“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在位期间过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以及多次把法国拖入对外战争，并在这些战争中连吃败仗，在1774年继位的路易十六登基时面临着种种困境，其中最让他头痛的是持续有年的国家财政危机及赋税征收问题。当时，为了在国外进行的数场战争、向王公显贵支付名目繁多的赏赐金或恩给金，以及政府部门的日常开销等，王室政府的财政已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而要想解决愈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就必须要对第三等级怨恨不已的赋税制度进行彻底改革。

　　

　　鉴此，有“锁匠国王”之称的路易十六一直尝试进行改革，并在这一过程中先后起用了著名的重农学派经济学家、具有丰富的地方行政管理经验的杜尔哥和一位来自日内瓦的银行家内克。杜尔哥曾主张包括特权阶级在内的一切等级均需纳税，而内克曾取消了宫廷中的一些高俸而清闲的职位，压缩了王室的开支，并且还制订出了一整套节支的制度。由于这些改革触犯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两人相继被免职。

　　

　　内克的继任者是王后推荐的卡隆。此人在上台之初，为了取悦王后，笼络王公显贵，一度采取了与内克截然相反的方法，即提倡奢侈与挥霍。其间，他为宫廷人员偿还赌债，增加他们的年金，力图以阔绰的假象抬高王室的威望。与此同时，他也寄希望于通过挖运河、建港口、修道路等手段来刺激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然而，到了1786年，迫于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卡隆也不得不效仿杜尔哥、内克，开始考虑改革财政制度，其中包括也向特权阶级征税。为了使自己的改革方案能够付诸实施，他召开了“显贵会议”，“显贵”们既然是特权阶级的成员，他们对这一改革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果然，在1787年初召开的“显贵会议”上，与会者对卡隆的方案予以强烈反对。更有甚者，他们还迫使国王解除了卡隆的职务。

　　

　　继卡隆之后担任财政总监的是图卢兹大主教布里埃纳。他在得到了这一职位的同时，也“继承”了前任留下的烂摊子。别无良策的布里埃纳上台后同样执意增加新税，并要显贵会议同意特权等级也得纳税。他的这一决定不久引发了“贵族的反叛”。

　　

　　在探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时更不容忽视的是，诚如马蒂厄指出的那样：“社会激变往往是起于阶级间的不平衡。”虽然“旧制度”末期法国的国家经济正在发展，但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和广大下层群众的贫困却依然如故，甚至愈演愈烈。而这一切将使得革命不可避免。换言之，如果说“贵族的反叛”昭示着法国专制王朝危机的加深，那么来自第三等级的不满与反抗则对专制王朝形成了更大的冲击。

　　

　　众所周知，“旧制度”的法国是个“等级”社会：教士是第一等级，其次是贵族，最后是所谓的第三等级，它包括教士和贵族之外的所有居民，其人口占法国总人口的98%以上。正如法国大革命史专家伏维尔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等级制度远不是纯粹的表面现象，“特权者”一词很好地表达出了个中意味。税收特权几乎完全豁免了贵族和教士的税收，可谓最为明显的例证。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被确认、被感知的各种区分、隔阂、禁忌，在见证了这种等级制度的力量。如在大革命中一度颇为活跃的罗兰夫人和巴纳夫幼年时都曾受到过来自贵族的侮辱：前者曾在一次宴会上受到贵族的轻侮，甚至被人打发到餐具室里吃饭；而后者在与其母亲到戏院看戏时，竟然有贵族军官蛮横地要求他们让出早就订好的包厢，该贵族军官甚至还不惜以武力迫使巴纳夫他们离开。类似的事情可谓不胜枚举。

　　

　　在国家经济处于发展和转折的过程中，由于贵族往往习惯于依靠租金过日子的懒散生活，较之积极而富有进取心的资产阶级，他们自然而然处于相对的衰落之中。不过，对于这种总体性的衰落，就整体而言，贵族的反应似可用“强硬”两字来形容。于是，就出现了伏维尔所注意到的这样一些场景：领主设法翻新“地籍”登记册，以图更为严格地征收那些古老的捐税。而与这种领主反动相呼应的是国家和社会结构层次上的“贵族反动”。在18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的垄断地位反而更为强化了。一些法令封闭了平民获得某些军衔的道路，强化了贵族对陆海军的垄断……

　　

　　所谓的第三等级，大致可划分为资产阶级（其中既包括食利者阶层，也包括经营工、商、农、矿等业的实业阶层和自由职业阶层）、城市平民、农民三类。虽然他们之间的职业构成五花八门，经济地位相差悬殊，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特权，处于被统治地位，几乎承担国家税收的全部重负。由于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与深入人心，当时，第三等级各个阶层的人士无论是在家中的窃窃私语还是在公共场合，如沙龙、咖啡馆、俱乐部的高谈阔论中，已毫不掩饰地道出其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启蒙时代的启蒙剧作家博马舍在他的许多名剧中对旧制度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与抨击，而《费加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费加罗的婚礼》更是成为反对封建贵族的不朽之作。当时，每当剧中的主人公费加罗在独白中挖苦专横、邪恶与愚昧的贵族只不过是些“除去从娘胎中出来时用过一些力气，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庸碌之辈时，座无虚席的剧场中总会爆发出颇为热烈的掌声。当时的人心向背或曰舆情，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正是在一系列改革失败表明“旧制度”下的法国已无法通过渐进改革摆脱困境、整个社会出现严重动荡的大背景下，法国大革命终告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