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教皇对中国的文化入侵为什么失败了？

　　公元1704年11月20日，也就是大清康熙四十三年，远在罗马教廷的教宗（即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给万里之外的大清境内的教民，那些“迷途的羔羊”，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禁约》。这份专门为中国人量身订造的禁令，并没有异想天开式的胡扯，可谓是句句中肯，中肯的戳到了大清的痛处与最根本的信仰。

　　

　　　　

　　（克雷芒十一世）

　　

　　这份《禁约》核心内容主要有一下几点：

　　

　　①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宗之大礼，凡入教之人不许作主祭、助祭之事，入教之人亦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此与异端相同。

　　

　　（以上皆引自《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第14《教王禁约》）

　　

　　外来的“和尚”念不好经

　　

　　这些条约虽然符合西方信仰的天主教规矩，但是教皇陛下把它就这样生搬硬套在清朝的头上还是殊为不智的。而面对来自万里之外的挑衅，康熙皇帝在他对这份禁令的朱批中写道：“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康熙皇帝老年画像）

　　

　　除了以上这些，在后续对禁令的重申上，教皇还对讲求灵活应变，适应中国国情的耶稣会的传教士进行了警告，要求他们今后传教要先在“斗斯”（即Jesus耶稣之音译）塑像前发誓，遵守教皇的禁令，并且还要将这些誓言文书发送到罗马教廷。

　　

　　随后在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为了能够继续在中国推行禁令，克雷芒十一世派出使者嘉乐求见康熙皇帝，并且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要求将中国境内的西洋传教士都统归教皇管理，二是要求皇帝准许之前所颁布的《禁约》的实行。在中国这个讲求“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政治环境下，怎么可能将这些传教士交给教皇管理，况且康熙皇帝早就颁布了禁止西洋人传教的谕旨，所以这两个要求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面对教皇的使者，康熙皇帝却意外“允准”了，这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但紧接着康熙皇帝就表示，虽然应允了这两个条件，但天主教的规矩在中国却是行不得的，务必要禁止。而且既然天主教不能在中国传教了，那留西洋的传教士也没用了，除了会科学技术以及老迈有病的留下之外，剩下的都必须带走。最后深通西洋文化的康熙搪塞说：“朕不识西洋之字，所以西洋之事皆不论。”而且康熙还反问到，自利玛窦以来到中国传教的西洋人，之前为何不见他们说中国风俗与天主教相悖呢？（《嘉乐来朝日记》）

　　

　　　　

　　（教皇国的国徽）

　　

　　的确，从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到明朝利玛窦来华，以及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在中国为官，都没有将所谓的不合规矩挂在嘴上，甚至在1656年罗马天主教史上第239位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也准许中国人行自己的礼节。可这位克雷芒一世，为什么就盯上了中国，而且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呢？

　　

　　要解释教皇为何会对中国如此执着，看一下当时他自己和罗马教廷的处境就明白了。

　　

　　多事教皇的多事之秋

　　

　　一、从十六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的宗教改革，在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等人的领导下，早就将自中世纪以来一家独大的罗马教廷的威权逼进了崩溃的边缘。再加上新教的崛起，以及英王亨利八世为了再婚而将天主教废除，并且不再承认教皇的地位，且自任为英国的宗教领袖，将英国的宗教从教皇的影响下彻底割裂了出来。而且由于教廷位于意大利，而这里又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所以新潮的思想，加上逐渐解放的天性，都让整个教廷感受到了威胁。

　　

　　　　

　　（罗马圣保罗大教堂内部）

　　

　　二、如果说第一个原因是宗教改革之后所有教皇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么克雷芒十一世的另一个危机则是他卷入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法国王室的内斗。从1075年，教皇格利哥里七世宣布：“一切君主应亲吻教皇的脚”，“教皇有权废黜皇帝”之后，教廷就逐渐开始力压各国王室。但时过境迁，16世纪以来的欧洲国家主权思想正处于逐渐兴起之时，克雷芒十一世这样贸然插手政治事务，也导致了他和西班牙王室之间的交恶，以及原本支持他的法国教会对他的憎恨。

　　

　　三、也恰恰是因为以上两条原因，教皇才急于打开清朝的国门，将属于自己的宗教势力渗透进去，如果获得了这个东方大国的支持，虽然不能在欧洲给他直接的帮助，但也能使他在欧洲所处的被动局面得到改观。而且在那个西方各国都想和中国进行贸易的时代，掌握了在大清的话语权，就等于捏住了一条重要的经济命脉，所以为了解除自己的困境，克雷芒才敢如此大胆。但很可惜他碰到了康熙。

　　

　　

　　（克雷芒十一世的“老板”太阳王路易十四）

　　

　　再回到当时的大清，对西方文明研究已久，甚至自己也投身科学实验中的康熙皇帝为什么会这样忌讳教皇的《禁约》呢？

　　

　　防火防盗防洋人

　　

　　一、很明显的是，康熙虽然允许这些西洋传教士进入中国，但他看中的并不是他们手中的《圣经》和脖子上的十字架，而是隐藏在这些洋人脑海的科学技术，所以在驱逐这些传教士的时候，康熙皇帝才多加了一句“会技艺者留用”，而西方先进的历法及天文也确实弥补了当时中国的很多缺陷。而且道光年间的一件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在北京的精通天文历法的西洋传教士大多会进入钦天监为皇家服务，可是钦天监在熟悉掌握了西方的历法之后，就奏请皇帝下旨“停止西洋人入监”。

　　

　　二、除此之外，康熙皇帝拒绝教皇更多的还是为了国家安全的考虑。自古以来，宗教都是双刃剑，佛教与白莲社，摩尼教与明教，这些宗教稍有偏颇就会变成颠覆国家的不安定因素，尤其是对待这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洋人，对此更是严防死守。而且由于当时在清朝的洋人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宫廷和朝堂，甚至像南怀仁在死后还得到了皇帝给予的谥号，可也正是他们得到的宠幸，导致他们一生都无法再离开北京，这些洋官员就连死后都要安葬在北京的墓地，就是因为他们常年在朝廷中知晓了大量的机密与消息。间谍可是每个国家都会严肃对待的问题。

　　

　　

　　（左起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

　　

　　三、而如此严厉的制止教皇的做法，最根本还是因为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性，以及清代皇室本身异族主政的局面。之前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所以从清室入关之后，为了稳固基业，就一直在努力的拉近与汉文化的距离，并且还大肆的吹捧孔孟，提倡忠孝。而克雷芒十一世所禁止的祭孔和祭祖与皇家所宣扬的无异于背道而驰，自然不能应允。而且中国这个儒家统治的文化体系，以及祠堂宗族式的民间管理机制，更是抵触这套《禁约》。

　　

　　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了特殊的宗教氛围，就像原始的佛教在进入中国后被汉化了，中国人喜欢长生不老，道家的学说就被张道陵演化成五斗米教一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具有普世意义的法则对于宗教同样适用，而当前中国基督教的主体则是以新教为主，它的主张也变成了“爱国爱教，荣神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