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的确立

80年代初期，英国两所举世闻名的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由师生们发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是：“英语文学”教学大纲应包括什么内容?它的连锁反应便是对文学价值、评价标准、文学经典确立的讨论。激进的批评家发出了“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的吁请;而大学教授则认为：“传授和保护英国文学的经典是我们的职责”。这看似一场学院里的争论，却被严肃传媒认为“一半是政治性的，一半是学术性的”。

类似的讨论在西方其它国家也同样存在。而事实上，经典的确立与颠覆从来也没有终止过。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经典的确立与颠覆的历史。荷兰的著名学者佛克马和易布思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详尽地描述了西方和现代中国经典构成的历史及其发展。在他看来，80年代西方关于经典的讨论，并不是流行经典的第一次危机。它起码有如下三次重大的危机经历，这就是：在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在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时期以及欧洲文学史以外的一个例子———在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时期。这种概括不免简单，但他却令人信服地指出了经典危机的历史事实。同样，经典的每次危机过程也就是经典的重新确立过程。经典的危机与确立，引发的原因显然不止人们对经典作品的认同有歧异。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解，经典就是权威性的著作，按佛克马的理解，“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但这样的理解又可以追问出无数的问题。比如，认定权威性或“精神宝藏”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认定?这一认定出于何种意图或目的?

这些追问在经典危机的时代不仅咄咄逼人，同时也具有难以抗辩的合理性。但如果认为这样的追问是不可质疑的，那么围绕经典的讨论就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即还有没有经典、要不要经典?经典危机和确立的历史，一方面表明了这些追问的合理性，一方面也表明了它的时段性。永恒的经典是不存在的，没有休止的追求也将会使追问变成假问题。

经典的确立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与之相关的还有对经典确立的历史环境及其需要。在中世纪，文学经典的功能在于它统治了教育，并与帝权、神权共同构成了三个世界性的权力机构。此后无论是在中世纪结束后、或文艺复兴及其后来的时代，利用文学经典为政治服务、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现象屡屡出现。自鲍姆嘉通始，美学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得到了承认，但政治与文化的紧密关系从来也不曾解除，假如没有经典带给我们的认知意愿，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问题是无从讨论的。在“文以载道”的中国，文学与政治的逢合关系恐怕最为典型。我们对经典的崇尚大概延续了二千多年，儒家经典不仅是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同时也是进入统治集团的必经途径。

1905年，科举制度的终结大大弱化了儒家经典的权威性，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使已经弱化了的儒家经典雪上加霜，第一次经历了彻底颠覆的命运。一直到四十年代初期，“经典”在风雨飘摇中失去了踪迹，古典的已被抛弃，西洋的半生不熟，现代汉语文学莫衷一是。即便是鲁迅，他的经典地位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肯定，恐怕也是个问题。90年代不断泛起的对鲁迅的微词，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四十年代之后，我们又经历过几次经典危机，从解放区红色经典的确立，到“文革”样板戏霸主地位的形成，几乎都与政治需求密切相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种紧张关系得以解除。

经典的复杂性还不仅仅限于它同社会政治的关系，就其本身来说，经典是人确立的，它就不能不具有人的局限性，它的普遍认同从来就是相对的。在西方，无论是古罗马人还是现代人，都津津乐道《伊利亚特》或欧里庇德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它甚至成为西方文明的一种象征。但是，人口或地域都已超过了欧洲的东方，除了专业研究者之外，不仅所知者甚少，而且从来就没有将其当作推崇对象。“四书”“五经”是本大的经典，当它重新焕发了经典光彩之后，也只是限于知识界内部，而且它还能在多大的程度上被奉为圭臬也是不言自明的。还有，已被公认为经典的选本，如《昭明文选》，它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地位，虽然只是一个选本，但却集中反映了萧统和他的时代对选录标准及分类的理论认识。但是，对《文选》的争议也同样存在。它过碎的分类就曾遭到后世学者章学诚、俞樾等人的批评，对选入的作品及遗漏的作品，后代学者也曾见仁见智地议论过。更有甚者，《文选》还选入了一些伪作，已成定论的就有李陵《答苏武书》和苏、李的赠答诗，以及其它的重大错误。然而，这并没有妨碍《文选》的经典地位和权威性。同样作为《选本》的《唐诗三百首》，表现了清人孙洙了不起的学识和趣味，他一改诗必盛唐的成见，而着眼于整个唐代的诗歌风貌，既突出了重要诗人，也考虑到了其它阶层的作者。但他的遗漏也不能幸免，皮日休等人的作品他视而不见，孤篇横绝的《春江花月夜》没有入选，白居易的《新乐府》也惨遭淘汰。但这同样不能动摇这个诗歌选本的权威性，它在民间普及唐诗的功绩和文学启蒙的作用，几乎无以替代。

而用于大学教育的文学史，虽然讲授的内容并不完全限于经典作家作品，它涉及的范围更要宽泛得多，但是，对于重要的作家作品一般说来是不能忽略的。文学史家是该学科的内容制定者，他们掌握了这一话语权力，大学的教育制度，又使他们制定的教学内容有了传播的合法性，他们以制度化的方式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接受者。然而，文学史的编撰总是在一定的时期内完成的，它的局限性、不完备性以及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总会在它的文本中有所表达。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的《欧洲文学史》，曾在大学教育中享有盛名，但它更偏爱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批判现实主义大师，而像乔伊斯、普鲁斯特等现代主义大师就惨遭冷落;在中国，王瑶先生50年代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也没有将张爱玲、沈从文等放到应有的位置;李何林在1940年出版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强调的“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是鲁迅和宋阳(瞿秋白)，等等。这些文学史著作在大学中有的已被替换，有的仍在沿用。因此，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校园里，对经典的理解历来是存有歧异的。但是这决不构成对经典废弃的理由。经典，也正是在不同的理解、或者说是在不断经历危机的历史之流中被不断确认的。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文学经典作品的地位正在下降，许多新奇的、令人震惊和刺激的事物在不断出现，科技神话正加速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同商业奇迹一起改变着以往的人文观念。一方面：“世俗化进程的完成(或近于完成)和民主协商对君权的取代使得文学经典有可能成为一种遗物———对信仰它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象征之物，而对怀疑主义者来说它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古怪玩意儿”;另一方面，“不能满足社会和个人需要的经典一方和迎合了这些需要的非经典性文本一方之间的鸿沟从长远来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经典的变革和调整，以达到把那些讨论相关主题的文本包容到新的经典中去的目的。从这一观点来看，经典的一个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佛克马)。一方面，如果没有一系列得到公认的经典作品，“一个有共同目标的批评界就无法存在”;另一方面，“对经典中某些作品有着同样偏爱的人正在锐减，已经有迹象表明他们在成为四处逢敌的少数派，今后这迹象必然越来越明显”(迈克尔·泰纳)。这两个方面的经验，于我们说来虽然姗姗来迟，但毕竟已经来临。

1997年，我们也终于经历了对于“经典”的“批评”。它的直接原因源于两套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问世，它的编选者似乎成了新的“选学妖孽”。当我们对文学经典危机与确立的历史作了如上描述之后，对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批评本来是在意料之中的，而且对它正当的批评和讨论，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在《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序言中，谢冕先生曾指出：“任何关于‘经典’或‘精华’的厘定都是相对的。一个明显的道理就是，任何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都不会是单纯的和唯一的，精神现象有不可比拟的繁复性。何况，做这些判断的人，他们的学养、趣味和考察的方式又是千差万别的。还有，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文学史总是有很多有意或无意的‘遗漏’”。“尽管如今的‘经典’并不代表让人敬畏的神圣，但经典都始终意味着一种高度。高度并不是尽善尽美，也并非无懈可击。这里入选的作品，大体只是编者认为的最值得保留和记忆的作品。这样说当然不是认为那些未入选的作品就应该遗忘。事实上有多少个选家就有多少种选本，同时也就存在着各异其趣的选择标准。这在文学观念变得多元化的今天，就更是如此。”钱理群先生也指出，这个选本，“是为了以此作为进一步普及的基础，也是为新的文学变革提供一个起点式的参照，同时也想为正在进行的对本世纪文学的反思，包括文学史的写作与教材编写，提供一些基础性的事实材料。”我本人也曾说过：“编选百年‘经典’文学作品的选本，至今尚属首次，这使我们面临许多文本之外的理论问题，同时它也无可避免地隐含着我们个人的趣味，它先在地具有了难以超越的局限。”这些“个人化”的体悟和对文学经典危机与确立历史的描述，并不是我们对“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存在问题的某种辩护，意在说明的是，无论是历史与现实，对经典理解的分歧是不可超越的，每一种理解都将带有无可避免的“偏见”。但是，这种带有“偏见”的参与，仍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对这一点，我深怀自信。

80年代初期，英国两所举世闻名的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由师生们发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是：“英语文学”教学大纲应包括什么内容?它的连锁反应便是对文学价值、评价标准、文学经典确立的讨论。激进的批评家发出了“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的吁请;而大学教授则认为：“传授和保护英国文学的经典是我们的职责”。这看似一场学院里的争论，却被严肃传媒认为“一半是政治性的，一半是学术性的”。

类似的讨论在西方其它国家也同样存在。而事实上，经典的确立与颠覆从来也没有终止过。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经典的确立与颠覆的历史。荷兰的著名学者佛克马和易布思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详尽地描述了西方和现代中国经典构成的历史及其发展。在他看来，80年代西方关于经典的讨论，并不是流行经典的第一次危机。它起码有如下三次重大的危机经历，这就是：在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在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时期以及欧洲文学史以外的一个例子———在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时期。这种概括不免简单，但他却令人信服地指出了经典危机的历史事实。同样，经典的每次危机过程也就是经典的重新确立过程。经典的危机与确立，引发的原因显然不止人们对经典作品的认同有歧异。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解，经典就是权威性的著作，按佛克马的理解，“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但这样的理解又可以追问出无数的问题。比如，认定权威性或“精神宝藏”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认定?这一认定出于何种意图或目的?

这些追问在经典危机的时代不仅咄咄逼人，同时也具有难以抗辩的合理性。但如果认为这样的追问是不可质疑的，那么围绕经典的讨论就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即还有没有经典、要不要经典?经典危机和确立的历史，一方面表明了这些追问的合理性，一方面也表明了它的时段性。永恒的经典是不存在的，没有休止的追求也将会使追问变成假问题。

经典的确立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与之相关的还有对经典确立的历史环境及其需要。在中世纪，文学经典的功能在于它统治了教育，并与帝权、神权共同构成了三个世界性的权力机构。此后无论是在中世纪结束后、或文艺复兴及其后来的时代，利用文学经典为政治服务、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现象屡屡出现。自鲍姆嘉通始，美学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得到了承认，但政治与文化的紧密关系从来也不曾解除，假如没有经典带给我们的认知意愿，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问题是无从讨论的。在“文以载道”的中国，文学与政治的逢合关系恐怕最为典型。我们对经典的崇尚大概延续了二千多年，儒家经典不仅是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同时也是进入统治集团的必经途径。

1905年，科举制度的终结大大弱化了儒家经典的权威性，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使已经弱化了的儒家经典雪上加霜，第一次经历了彻底颠覆的命运。一直到四十年代初期，“经典”在风雨飘摇中失去了踪迹，古典的已被抛弃，西洋的半生不熟，现代汉语文学莫衷一是。即便是鲁迅，他的经典地位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肯定，恐怕也是个问题。90年代不断泛起的对鲁迅的微词，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四十年代之后，我们又经历过几次经典危机，从解放区红色经典的确立，到“文革”样板戏霸主地位的形成，几乎都与政治需求密切相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种紧张关系得以解除。

经典的复杂性还不仅仅限于它同社会政治的关系，就其本身来说，经典是人确立的，它就不能不具有人的局限性，它的普遍认同从来就是相对的。在西方，无论是古罗马人还是现代人，都津津乐道《伊利亚特》或欧里庇德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它甚至成为西方文明的一种象征。但是，人口或地域都已超过了欧洲的东方，除了专业研究者之外，不仅所知者甚少，而且从来就没有将其当作推崇对象。“四书”“五经”是本大的经典，当它重新焕发了经典光彩之后，也只是限于知识界内部，而且它还能在多大的程度上被奉为圭臬也是不言自明的。还有，已被公认为经典的选本，如《昭明文选》，它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地位，虽然只是一个选本，但却集中反映了萧统和他的时代对选录标准及分类的理论认识。但是，对《文选》的争议也同样存在。它过碎的分类就曾遭到后世学者章学诚、俞樾等人的批评，对选入的作品及遗漏的作品，后代学者也曾见仁见智地议论过。更有甚者，《文选》还选入了一些伪作，已成定论的就有李陵《答苏武书》和苏、李的赠答诗，以及其它的重大错误。然而，这并没有妨碍《文选》的经典地位和权威性。同样作为《选本》的《唐诗三百首》，表现了清人孙洙了不起的学识和趣味，他一改诗必盛唐的成见，而着眼于整个唐代的诗歌风貌，既突出了重要诗人，也考虑到了其它阶层的作者。但他的遗漏也不能幸免，皮日休等人的作品他视而不见，孤篇横绝的《春江花月夜》没有入选，白居易的《新乐府》也惨遭淘汰。但这同样不能动摇这个诗歌选本的权威性，它在民间普及唐诗的功绩和文学启蒙的作用，几乎无以替代。

而用于大学教育的文学史，虽然讲授的内容并不完全限于经典作家作品，它涉及的范围更要宽泛得多，但是，对于重要的作家作品一般说来是不能忽略的。文学史家是该学科的内容制定者，他们掌握了这一话语权力，大学的教育制度，又使他们制定的教学内容有了传播的合法性，他们以制度化的方式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接受者。然而，文学史的编撰总是在一定的时期内完成的，它的局限性、不完备性以及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总会在它的文本中有所表达。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的《欧洲文学史》，曾在大学教育中享有盛名，但它更偏爱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批判现实主义大师，而像乔伊斯、普鲁斯特等现代主义大师就惨遭冷落;在中国，王瑶先生50年代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也没有将张爱玲、沈从文等放到应有的位置;李何林在1940年出版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强调的“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是鲁迅和宋阳(瞿秋白)，等等。这些文学史著作在大学中有的已被替换，有的仍在沿用。因此，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校园里，对经典的理解历来是存有歧异的。但是这决不构成对经典废弃的理由。经典，也正是在不同的理解、或者说是在不断经历危机的历史之流中被不断确认的。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文学经典作品的地位正在下降，许多新奇的、令人震惊和刺激的事物在不断出现，科技神话正加速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同商业奇迹一起改变着以往的人文观念。一方面：“世俗化进程的完成(或近于完成)和民主协商对君权的取代使得文学经典有可能成为一种遗物———对信仰它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象征之物，而对怀疑主义者来说它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古怪玩意儿”;另一方面，“不能满足社会和个人需要的经典一方和迎合了这些需要的非经典性文本一方之间的鸿沟从长远来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经典的变革和调整，以达到把那些讨论相关主题的文本包容到新的经典中去的目的。从这一观点来看，经典的一个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佛克马)。一方面，如果没有一系列得到公认的经典作品，“一个有共同目标的批评界就无法存在”;另一方面，“对经典中某些作品有着同样偏爱的人正在锐减，已经有迹象表明他们在成为四处逢敌的少数派，今后这迹象必然越来越明显”(迈克尔·泰纳)。这两个方面的经验，于我们说来虽然姗姗来迟，但毕竟已经来临。

1997年，我们也终于经历了对于“经典”的“批评”。它的直接原因源于两套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问世，它的编选者似乎成了新的“选学妖孽”。当我们对文学经典危机与确立的历史作了如上描述之后，对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批评本来是在意料之中的，而且对它正当的批评和讨论，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在《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序言中，谢冕先生曾指出：“任何关于‘经典’或‘精华’的厘定都是相对的。一个明显的道理就是，任何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都不会是单纯的和唯一的，精神现象有不可比拟的繁复性。何况，做这些判断的人，他们的学养、趣味和考察的方式又是千差万别的。还有，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文学史总是有很多有意或无意的‘遗漏’”。“尽管如今的‘经典’并不代表让人敬畏的神圣，但经典都始终意味着一种高度。高度并不是尽善尽美，也并非无懈可击。这里入选的作品，大体只是编者认为的最值得保留和记忆的作品。这样说当然不是认为那些未入选的作品就应该遗忘。事实上有多少个选家就有多少种选本，同时也就存在着各异其趣的选择标准。这在文学观念变得多元化的今天，就更是如此。”钱理群先生也指出，这个选本，“是为了以此作为进一步普及的基础，也是为新的文学变革提供一个起点式的参照，同时也想为正在进行的对本世纪文学的反思，包括文学史的写作与教材编写，提供一些基础性的事实材料。”我本人也曾说过：“编选百年‘经典’文学作品的选本，至今尚属首次，这使我们面临许多文本之外的理论问题，同时它也无可避免地隐含着我们个人的趣味，它先在地具有了难以超越的局限。”这些“个人化”的体悟和对文学经典危机与确立历史的描述，并不是我们对“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存在问题的某种辩护，意在说明的是，无论是历史与现实，对经典理解的分歧是不可超越的，每一种理解都将带有无可避免的“偏见”。但是，这种带有“偏见”的参与，仍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对这一点，我深怀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