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人性假设与廉政制度设计

　　廉政制度设计是廉政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更有效的廉政建设的核心要素。东西方在古代廉政制度中存在诸多不同，这种差异，首要表现在权力防控的机制不同。西方廉政制度中的风险防控，更注重从权力分立的角度，通过分权与制衡实现对权力腐败的防控；在传统中国，由于长期以来的封建集权传统，使得权力分立的观念还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来，对于腐败的预防是在集权制度下的机制设计。皇权集权制度下的监督，更多的是体制内的同行或同道监督监察，而依靠体制内利益均沾的同道监督、上下级监督，从根本上违反了利益冲突的原则，因此不但不能有效遏止，还可能会陷入越反越腐败的恶性循环。东西方古代廉政制度设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差异，表面上看是制度设计中权力制约机制的不同，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源于对东西方文化对人性本质的不同假设与评判。

　　

　　中国古代的人性论较为复杂，性善与性恶的认识并存，但占据传统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主要坚持的是性善论。早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即认为人之先天本没有善恶之分，贤不肖成于后天熏染。孔子又说：“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亦即承认人性有上下之品级，虽陶融有所难变。与孔子不同，孟子在与告子“性无分于善不善”的论辩中，创造了性善之论，举上智下愚之差而平之，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发展了孔子的人性论。到了荀子，则对孟子的性善论又提出了批驳，他一反其说，提出“性恶论”。荀子在《性恶》篇中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为人人生而好利，有嫉恶之心，耳目声色之欲，若听其发展，不加节制，则争夺相残，淫乱随之兴起，“正理平治”之社会生活无由实现矣。也是在“性恶”的人性论基础上，才有了礼与法的必要。荀子所谓礼，也就是人类性恶之苦口良药，也是社会生活之基本条件。主性善者必主率性，所以孟子提倡“仁”，主性恶者必主制性，因此荀子重礼。荀子主张“化性起伪”，即人性虽恶，通过人为努力化所谓“恶”的人性，获得“善”的品质，“故除涂之人可以为禹”，经过后天努力，人人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尽管先秦各家对人性本质认识的差异极大，但占据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人性论，仍然是坚持“性善论”，即使如荀子主张“性恶”，仍然不否认人具有趋善的“德行”，“人之初、性本善”更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俗语，因此在政治制度设计与运行中，主张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推选贤君来实现善治，选任孝廉来清明吏治。

　　

　　与中国文化相对，在基督教“原罪”观念的影响下，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更强调人性之“恶”，一直高度警惕人性中的幽暗侧面。人性恶的观念，不断提醒西方政治制度、廉政制度的设计者们，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从不因地位的高低或权力的大小而有例外，英国的阿克顿勋爵甚至断言：“大人物几乎都是坏人！”正因为西方的人性观坚持性恶论，廉政制度设计就必须强调以权力约束权力，“以野心对抗野心”，最终是以严格的法律制度约束人性之恶，实现政治清明。

　　

　　诚然，如张灏先生所言，儒家也意识到了人性中昏暗的一面，《论语》本身即包含“天下无道”这一观念，孟子则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因此，它强调生命有成德的需要，也就蕴含着现实中缺乏德行的意思，意味着现实生命是昏暗的，是陷溺的，需要净化加以提升。荀子更是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人性恶的一面。但儒家给出的“药方”是修身养性，是自省成德，是教化德治，最终应该由“成德”的人领导与推动政治建造一个和谐完善的社会，而不是现代政治法律所要求的制度约束。但不幸的是，儒家对于人性的乐观态度，在现实中往往得到负面的验证，德治教化的传统廉政制度，更是遭受贪腐不断的社会现实的无情打击。

　　

　　基于对人性的不同认识，中西方对廉政制度、腐败风险防控制度的认识与设计产生了差异。由于认识到了人性的“幽暗面”，深刻体察到权力所具有的陷溺性、腐蚀性，使得西方形成对权力制约的严格廉政制度体系。通过制度预先防范公职活动中“利益冲突”，实际也是出于对人性中“晦暗”一面的体察。正是由于每个人都存在道德沉沦的可能性，都会面临各种利益冲突，并进而发生廉政风险，因此必须高度强调权力制约的制度之作用，通过严密的制度规范权力拥有者的行为，使得权力不被滥用或腐蚀，腐败不能发生。而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尽管也强调反腐败中法制建设的重要作用，如历代的监察制度设计，官员选任的回避制度，乃至种种贪贿犯罪的制度设计，无不是着眼于对权力腐化的预防。但由于传统文化对人性的乐观估计，使得历代对制度防腐的作用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一方面是更多地依靠圣贤官员的道德自省和自律，即“清官”的自我约束或规劝，如撰写与宣传各种为官之德的“官箴书”，来实现官员为政的廉洁。同时，对贪贿案件的查处也受到了政治、人情的掣肘与牵绊，而且无论是在任职期间，还是贪腐事发后的定罪量刑，都给予官员特别的优待，这更释放了官员贪贿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廉政制度的运用方面，古代中国更侧重于事后惩处的作用，通过严刑峻法意图实现刑罚的威慑力，但实际上往往事倍功半，难以起到应有的效果。这也难怪，连重典治官的明太祖朱元璋都不得不慨叹：“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夕犯？”圣贤人性的不可靠，道德约束的弱效应，以及缺乏真正完善的权力监督与贪腐预防制度，是中国历代治理贪腐不力的深刻教训！因此，正是东西方这种截然不同的人性假设和对人性不同判断，导致对权力监督制度的不同设计，最终在西方政治法律中形成了分权与限权的廉政制度机制，但中国传统文化却难以导向现代廉政制度之权力分立制衡的结果，这也导致中西反贪促廉的制度实际效果迥异。

　　

　　通过文化之人性论与廉政风险防控制度的中西比较，可以得出的对于今天廉政制度设计富有启发的一些认识是：

　　

　　第一，人性是复杂的，也是多变的。东西方文化对人性的假设源于思想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诉诸于超验的宗教信仰，主张“原罪”，故有人性恶之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源自“亲亲尊尊”的生活体验，从温情脉脉的“家族观”出发，更强调人性善的一面。综合来看，相比于西方文化源于超验，片面地对人性恶的强调，中国古代先贤对人性的认识反而更加丰富、全面。客观而言，人性确有“陷溺”与幽暗的一面，但人性向善的因素确实存在，在总体上应该对人性报以乐观的态度。当然，具体在廉政风险防控制度的设计上，确实应该更考虑人性更为现实的一面，注重从抑制人性恶的角度去建规立制，从防止利益冲突的角度建立起严密的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制度。但在同时，也不必要对人性本质作过于极端的理解，而需要更全面地、客观地认识人性本质，善与恶的方面共存于人性中，现代廉政制度更注重对人性恶的预防，并不意味着可以罔顾人性善的一面，这就需要通过廉政文化导向，廉政道德教育、廉政物质保障等制度设计，激发人性善的因素。通过更优的廉政制度设计，让政治中的人能够自觉地抑恶扬善，从而获得更好的廉政效果。

　　

　　第二，反腐倡廉应该充分相信制度的核心作用，依靠完善的制度实现廉政建设的长效化。不可否认，清正而有魄力的官员在反腐中确实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若着眼于更长远的廉政目标，还必须要依靠科学的廉政制度设计。当然，这种制度必须首先是正义的，是合理的，是严密的，通过建立一套廉政风险防控的优良制度，并强有力地实施这一制度，依靠制度的力量实现廉洁政治的目标。

　　

　　第三，“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完善的廉政制度设计，最终也要依靠人的力量来实施，因此廉政建设中人的作用亦不可忽视。这就凸显了有一群勇于承担政治责任，深刻领会法治精神的优秀的“制度执行者”的重要性。但廉政建设中人的作用的有效发挥，最终仍然需要依靠一套符合正义、公平的制度，“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使好人受益”，优良的制度设计应该对“制度中的人”起到向善的正面激励作用。通过科学、严密廉政制度的导向、预防作用，以及深刻体察法治精神的制度执行者，强化权力运行全过程的制约与监督，才能使得廉政建设更有保障，从而更好地实现“官员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