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在中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现代史概念的认识至今仍有较大差异。一般来说，把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而把由此上溯到鸦片战争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出版物，包括学术著作和教科书以及通俗读物，大多数也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下限;有关中国现代史的出版物，绝大多数以1919年为上限，有的则起于辛亥革命(台湾有关中国现代史的出版物，都以辛亥革命为上限)。

对此，有一部分学者有不同见解。他们认为，1949年10月1日前后的中国国家性质、社会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依据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的这种认识，他们把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这段历史称做中国近代史。

一

本世纪5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曾出现过热烈的讨论。当时的讨论集中在分期的标准上，但也涉及到中国近代史上下限问题。当时主流的意见，把中国近代史定在1840—1919年的时限内。但也有一些人主张，应依据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把1840—1949年间的中国历史都称为中国近代史。据《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所载，最早是林敦奎于1956年6月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提出这一主张的。接着，荣孟源在1956年第8期《科学通报》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文章。他认为，“有人说，中国近代史的断限应从1840年起，到1949年9月止。我赞成这个意见。”

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作者在序言开篇就说道：“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一段的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学者们再次关注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其中，李侃著文，列举出不以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的种种弊端，主要是不利于了解和把握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全过程，不利于揭示和认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规律。陈旭麓亦在稍后撰文论述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认为“近代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80年，应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10年”，应把110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

目前，中国史学界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因此，实际上绝大多数学者都把1840—1949年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实际上，依照习惯，许多人仍旧把这一段历史分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而所谓中国现代史的下限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还要指出的是，目前还没有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是按照1840—1949年的时限来撰写中国近代史的。

二

人们常说，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从鸦片战争清政府失败开始，中国社会便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便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沉沦”。这是以往的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种解说。

十几年前，有学者发表论文，提出近代中国不仅有“沉沦”，还有“上升”。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是对独立国家而言的，半封建是对半资本主义而言的。半资本主义，对封建社会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半资本主义的存在，就是“上升”。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有“沉沦”，而且有“上升”。这种“沉沦”和“上升”是同时并存的。这是历史学家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又一种解说。

对这一新的解说，笔者认为似有一定的新意，又难以自圆其说。它看到了半资本主义的存在，对它作了充分的估计，是它的长处。但如何估计半资本主义的因素，颇为困难。中国社会的近代资本主义因素，在19世纪40年代即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就产生了，那完全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带进来的，且为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如果说中国刚刚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几乎同时就有半资本主义的“上升”因素，这无论在理论上、实践上、感情上，都很难以说服人。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和买办企业的夹缝中产生出来，在19世纪90年代才有一定的增长，这当然可算作中国社会里的半资本主义因素。如果以此为准，则“上升”要到19世纪末才出现。这样，“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就难以解释清楚。

说近代中国“沉沦”，有它合理的地方，因为它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政府腐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仅止于此，却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近代中国以后有积极的、向上的发展。认为近代中国“沉沦”中有“上升”，也有其合理的地方，因为它看到了在沉沦、屈辱的中国，仍然存在着上升的因素。但说在“沉沦”的过程中始终“包含着向上的因素”，“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也不能说服人。

怎样解释才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呢?思索良久，笔者提出如下的想法。

帝国主义侵略确实使中国社会发生“沉沦”，使独立的中国社会变为半殖民地，但是，“沉沦”不是中国社会的唯一标志。换言之，近代中国社会不能永远沉沦下去。即使是“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个“深渊”也应该有一个底。

这个深渊的“底”在哪里?底就在本世纪的前二十年，即在《辛丑条约》签订后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因为是“谷底”，所以是中国社会最困难的时候：《辛丑条约》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更加严重了。到1915年后，又有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日本出兵青岛和山东以及军阀混战等，民不聊生至于极点。但是，正如黑暗过了是光明一样，中国历史发展在谷底时期出现了向上的转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壮大起来，并导演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悲喜剧。革命失败后，中国人重新考虑出路。于是，新文化运动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入并被人们接受也在这时候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从这时改弦更张，重新奋斗。中国共产党在这时候成立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明确主张。可以看出，从这时起，中国社会内部发展明显地呈现了上升趋势。

三

近代中国的革命高潮问题也是一个饶有兴味且争论不休的问题。早在1954年，胡绳在一篇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文中，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他认为，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以及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三次革命高潮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中一个统率全局的重要概念。它表明作者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处理史料，来看待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的。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我国史学界虽然在这个概念的具体内涵的表述上，或者在某次革命高潮的评价上，与胡绳有不尽相同的认识，但大体上是接受这个概念的。这一点不仅反映在大学历史课的讲授上，也反映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出版物方面。胡绳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就是按照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框架来编写的。80年代初，有学者对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认为洋务运动也应该被看成是与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一样，是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洋务运动的方向是资本主义化，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应该给予恰当的评价。还有学者对义和团提出了全面的否定。

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十分重要的概念。有人批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希图用“阶梯”论或者别的什么论来代替。当然，如果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也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如果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把三个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

胡绳当初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处理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期间。如果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放在1949年9月，则胡绳所提中国近代史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之不符合实际，是很明显的。从这个角度对三个革命高潮论所做的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考虑，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问题。

已经有学者从这个方向考虑问题。有人主张以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革命高潮。这个主张，正如陈旭麓所批评的，自成一说，却未尽如人意。依笔者之见，其缺点，一是没有考虑辛亥革命以前的情况，再是第三次高潮拖得太长，也不完全反映历史实际。陈旭麓认为，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高潮，“只有二十世纪才出现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形成高潮”。陈旭麓认为，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的确存在着三次革命高潮，它们是：第一次是资产阶级领导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第二次是国共合作的1927年大革命即国民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第三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陈旭麓的主张，从革命的本来意义出发，将20世纪的中国三次革命定义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革命高潮，其用意是很好的，无可非议。

但是，如果考虑到胡绳当初提出革命高潮概念的用意，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为了“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是为了认识“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乃是社会力量的新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表露出来的时期”。这样，我们就会理解，他并不是从革命的本来意义上来界定“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概念的。他提出这个概念对于我们从政治上来认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特点，恰恰是很重要的。况且，19世纪中几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等)，都为此后真正革命运动的到来作了准备，提供了思想资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缺少的准备阶段。缺少了这些，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总结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就缺少了必要的环节。从这个认识出发，笔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高潮依然应该把19世纪的几次革命运动包括在内。当然，不一定非要三次不可。从全局衡量，我认为应该有七次。它们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1937—1945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些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主要阶段，包括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