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明探源与古史重建理论

2019年11月8—10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文明探源与古史重建理论的百年反思”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

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学系教授刘莉基

关于“文明探源中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于对伊洛盆地的考古调查，使用遗址数量、遗址面积、聚落等级三个变量论证二里头文化体现了早期国家在伊洛盆地的产生。强调考古学和历史学领域需要对文明、国家、古国、邦国、王国等重要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建立一套科学的话语共同体。多角度探讨了“古国”与“酋邦”两种理论。他认为酋邦理论的立场是客位的，是一种以解释为中心的人类学理论;古国理论的视角是主位的，是以理解为中心、偏向人文的理论。回顾了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四个理论问题：文明的概念、文明的标志、文明的载体与文明起源的机制问题，认为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在不同文明的视角下建立一个可以相互对话的理论体系。回顾了文明探源理论的学术历程，肯定了苏秉琦的古国理论体系。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沈长云

关于“疑古和释古理论与方法的反思”，强调“疑古不宜过勇”，他以禹为例，认为通过文献、考古和地理环境的分析，基本可以证实禹为人王。则认为，传世文献无法提供禹都阳城的有力证据，考古研究的年代学也不支持将王城岗视为禹都阳城，豫中地区也不应有大规模洪水的侵袭。深入解读、剖析了郭沫若先生的《释支干》一文，肯定郭沫若在疑古考释上的卓越贡献。他指出，今天面对信古、疑古的纷争，应该消除狭隘的民族主义，以科学的方法解决学术问题。回顾了古史辨派在方法上的“破”与“立”，提出我们要关注现在的学术格局、学术生态的演变过程。从内容、载体、文字、文献的形成过程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历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史料”所具有的局限性，认为“信古派”和“疑古派”的根本差异在于对考古遗址与文献之间关系的不同态度。

复旦大学考古文博系教授陈淳

关于“文献、考古与古史重建的关系”，认为，考古学家应发挥自己的强项去探索史前文明长时段的兴落，而不是汲汲于证明文献记载;只有基于理性主义的文献批判，才是古史重建的正确方法。以其主持发掘的陶寺遗址为例，提出重建上古史的“三股证据链绳法”。指出古史重建中“真”古史缺乏科学的分析和定义，学界仍将其看作“伪”古史的反向立义，这是需要反思的。提出在古史和古典学重建中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考察了文明起源中的巫史关系，认为正是“史由巫出”形成了“史以载道”的价值观，“史由巫出”“由巫而史”引发出中国古代两个史家传统。通过梳理近东考古学从传统考古学到新考古学的变迁历程与经典文献的关系，认为“考古是考古，文献是文献”，二者在中国古史重建中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作用。他提出经史分途，求真史学与价值的经学应各自承担起现代使命。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张富祥

此外，运用殷周甲骨、金石文献和传世文献，从日名制、昭穆制和姓氏制度入手，讨论了中国早期国家的宗族制度和王位继承制度。结合古代典籍、考古发掘实物资料和现代论著，对汉画像砖石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通过地域、语言、信仰习俗、考古学文化特征、人种、手工业工艺等多个方面的考察比较，论证匈奴的核心部族和河宗氏、白狄等戎狄部族同一祖源。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造像入手，结合考古学材料与古史文献对长江中上游古蜀文明进行探源，分析了中原文献系统与蜀地自身文献系统中对古蜀文明的记载及各自的史料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红岩研究员肯定了此次会议议题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他认为文明探源具有现实关怀，探寻中华文化的滥觞能够洞悉我们今天所走的中国道路的历史根源，有助于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的树立，古史重建能够促进历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他强调在反思、评估前人的学术成绩时，要心怀敬意，认为学科间需要有对话与沟通，这种思想的碰撞与融合有利于促进学科发展，希望国内外有更多的学者参与交流讨论。

在此次会议上，考古学与历史学、“释古”与“疑古”之间热烈交流，与会学者围绕文明的定义、夏文明、二里头文化、大禹治水、五帝系统、祖先观念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就如何认识经典与古史重建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经典既是经典文本，也是历史文本;既具有经典的价值，也具有史料的价值;作为史料运用时，需要使用科学方法进行辨析，而不是简单地奉为“信史”，盲目地用以印证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