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和世俗化改革

　　一、凯末尔革命

　　

　　凯末尔和凯末尔主义1919—1922年土耳其发生了革命，史称“凯末尔革命”。这是以它的领导人凯末尔命名的革命。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1880—1938年）的祖先，原是迁居到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萨洛尼卡的犹太人。他早年参加1908—1909年青年土耳其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指挥保卫海峡战役，曾击败英法联军。

　　

　　凯末尔是集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在1919—1931年的革命和改革过程中，他综合了民族民主运动的实践和理论，系统完成了东方的“世俗改革型”的民族主义——凯末尔主义。1931年土耳其人民共和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党纲中，凯末尔主义被概括为六项原则，后来还写进1937年宪法，从而成为土耳其民族国家的主要政治意识形态。

　　

　　这六项原则是：（1）共和主义或民主共和主义，它体现反对君主专制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原则；（2）民族主义，它体现保卫土耳其的领土完整、民族独立和国际上应有的地位的原则：（3）平民主义，它体现公民主权，即国家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4）国家主义，它体现以国营经济为基础、同时鼓励私人工商业和坚持经济独立自主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原则；（5）世俗主义或反对教权主义，它体现反对伊斯兰封建神权势力干预国家政权、法律、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原则；（6）改革主义，它体现反对满足现状、盲目保守和听天由命的思想，体现坚持不懈进行社会经济改革的原则。

　　

　　六项原则首先表现了凯末尔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坚持民族独立、建立和巩固一体化的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思想。其次，它表现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神权主义、坚持共和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突出特点。六项原则中，共和主义、平民主义和世俗主义，都属于民主主义的内容。最后，它坚持发展民族经济、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洋溢着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进取精神。

　　

　　土耳其民族革命战争凯末尔革命的深远原因固然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但导致它发生的直接原因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在1914年8月2日，同德国签订了秘密同盟条约，追随德奥集团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中土耳其的30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土耳其的惨败，导致了严重的民族危机。1918年10月30日协约国迫使土耳其签订了瓜分土耳其的《摩德洛斯协定》。1919年5月，希腊侵略军继英、法等国军事占领之后，侵占伊兹美尔。1920年8月10日，协约国提出了灭亡土耳其国家的奴役性条约——《色佛尔条约》。

　　

　　严重的经济危机接踵而来。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和对外贸易，都陷于破产的境地。土耳其民族处于危亡之秋。反对帝国主义瓜分和武装干涉，成为土耳其民族最紧急的任务，也是土耳其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

　　

　　以民族革命战争为主要形式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次革命共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政治组织时期（1919年5月至1920年4月）。这个时期又经过了三个阶段。1919年5月至9月，为统一全国政治组织阶段。这阶段中，7月成立了以凯末尔为首的代表委员会，9月成立了安纳托利亚和隆美利亚护权协会，通过了坚持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广泛政治纲领。1919年9月至1920年1月，为《国民公约》阶段。1920年1月28日通过的《国民公约》宣布：土耳其享有同一切主权国家同样的独立和自由；土耳其领土完整；偿还国债不能同独立原则相抵触；对阿拉伯人居住区、西色雷斯和安纳托里亚东部三省（卡尔斯、埃尔达汗、埃尔温特）由当地公民投票，实行民族自决；废除治外法权。1920年1月至4月，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成立阶段。1920年4月23日，凯末尔在安卡拉召开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并组成了以代表委员会为中心的、对议会负责的国民议会政府，这标志着政治组织时期的结束。

　　

　　第二时期是民族独立战争时期（1920年4月至1922年9月）。这个时期分为两个阶段。1920年4月至1921年3月为相持阶段。这个阶段中最主要的事件是1921年初建立了土耳其国民军。在1月10日的伊涅纽战役中，该军以少胜多，打败希腊军，使战局发生变化。1921年3月至1922年9月为反攻阶段。1921年8月23日至9月13日的萨卡里亚战役中，土耳其国民军战胜希腊军，促使法国承认大国民议会政府和意大利停止对土耳其的干涉。1922年8月30日，在多鲁——佩纳尔的决战中，希腊军总司令特里库皮斯被俘。9月18日，土耳其国民军肃清了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侵略军。

　　

　　第三时期是外交谈判和共和国建立时期（1922年9月至1924年4月）。1922年10月11日，协约国与土耳其签订了停战协定。1923年7月24日，英、法、意、日、希、罗、南七国与土耳其签定了《洛桑和约》。条约确定了土耳其的边界，东色雷斯和伊兹密尔地区归还土耳其，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少数民族地区仍归属土耳其；废除外国在土耳其的领事裁判权和财政监督权。同日，英、法、意、日、希、罗、南、保、土九国签订了《海峡公约》，规定黑海海峡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海上和空中都通航自由的原则；海峡地区非军事化，由签字国组成的“海峡委员会”实行监督。《洛桑和约》为土耳其赢得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是土耳其人民反帝斗争的重大胜利。但是海峡地区的非军事化和国际监督，仍然损害了土耳其的主权。

　　

　　1923年10月29日，大国民议会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凯末尔被选为总统。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凯末尔革命的意义凯末尔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奥斯曼帝国6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和神权统治，建立了土耳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共和国。1908至1909年青年土耳其革命后，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凯末尔革命后，把君主立宪制变为共和政体，废黜了封建社会的总头目素丹及他代表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凯末尔革命的胜利，使土耳其摆脱了民族危机，为发展民族经济、文化和社会进步，创造了前提条件。

　　

　　建立民族国家体系，是20世纪亚洲非洲民族民主运动发展的趋势。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开创了这一趋势的先声。

　　

　　建立民族国家后，进行现代化改革成为落后国家的当务之急，也是以后独立民族国家走向富强的道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所进行的、以世俗化为特征的现代化改革，具有深远意义。

　　

　　二、世俗化改革

　　

　　政治改革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的头25年，首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一体化的民族国家或是一种现代政治制度，以取代奥斯曼和伊斯兰教特性的社会秩序。奥斯曼封建专制制度的特点是王权（素丹制）和教权（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制）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封建专制制度。为改变这种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制度，凯末尔从1922年11月1日开始、中经1923年10月29日，直到1924年3月4日的17个月中，采取了三项带有决定性的政治措施：消灭素丹制、宣布共和国、废除哈里发制。这样，封建君权和神权政体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彻底解决了奥斯曼帝国遗留下来的国家制度问题。

　　

　　在实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面对奥斯曼帝国留下来的复杂的封建制度，新土耳其的改革家们感到一般的“共和主义”、“平民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武器是不够的。他们针对神权政治，增添了“世俗主义”的思想武器。体现了现代土耳其反奥斯曼封建的民主主义和改革的真正特点。

　　

　　法制改革政治与宗教分离必然导致法律与宗教分离。1924年3月，土耳其政府撤消了宗教基金事务部，废除了宗教法和宗教法院，确定了国民议会的立法权。4月20日，颁布了以民主共和制为指导的国家根本大法——土耳其共和国宪法。为了取得妥协，改革派容忍了宗教代表坚持把“伊斯兰教为土耳其国教”写入宪法。但在1928年就删去了这一条款，使土耳其作为一个世俗共和国屹立于伊斯兰文化圈的中心地区。

　　

　　1926年2月7日，大国民议会颁布了以瑞士民法为蓝本的《民法》，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取代了宗教法中关于公民之间不平等的规定。接着又颁布了以意大利刑法为蓝本的《刑法》、以瑞典诉讼法为蓝本的《刑事诉讼法》和以德国商、海法为蓝本的《商法》与《海上法》，还有《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和《律师法》等。以后又废除了筛海伊斯拉姆（伊斯兰教最高法官）、穆夫提（地区法官）和卡迪（教法官）的称谓。

　　

　　经过法制改革，改变了原来宗教法院与欧洲式法院并存的混乱局面，土耳其人民在法律领域内摆脱了宗教法的束缚，从而获得了现代人世俗化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废除了男女间不平等的规定，占半数人口的妇女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权利被承认，这具有解放妇女的进步意义。

　　

　　教育改革教育与宗教的分离，是世俗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教育改革的中心问题。

　　

　　在旧土耳其，教育掌握在教会手中，虽有一些现代学校，但宗教学校仍占多数。宗教基金事务部管理伊斯兰学校。各少数民族学校，由各自的教会管理。外国人办的学校归各国领事馆管理。建国之初，文盲占全国人数的89％。

　　

　　为改变这种落后面貌，1924年，大国民议会颁布教育世俗化、现代化法令，规定学校必须在国家监督之下；学校必须向受教育者提供非宗教的现代化教育；学校必须向受教育者传授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和思维方式；加强土耳其民族意识的教育。

　　

　　根据这些法令，遍布各地的宗教小学（“麦克泰卜”）和宗教中学（“麦德来赛”）全部停办；公私立学校中一律停止宗教课程；取消伊斯坦布尔大学神学系；按西方模式来改造原有学校；整顿外国人和基督教会办的学校，把它们统一归共和国教育部管理；对外国人办的学校要求执行教育部的教学计划，土耳其语文、历史和地理课均需由土耳其教师担任。在教育改革中，实行五年制小学的义务教育；发展工业、农业、矿业、师范及成人夜校等各类技术专科学校；扩建和建立了高等学校。

　　

　　文化改革文化改革的主要特点，在于抛弃了宗教精神，树立起土耳其的民族精神。

　　

　　文字改革在文化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土耳其（古称突厥）人原居阿尔泰山时，使用卢尼克文字。10世纪土耳其人在中亚接受伊斯兰教信仰后，接受阿拉伯文而放弃了卢尼克文字。但用阿拉伯字母来标土耳其文字，既不完备也不适合，这是造成文盲众多的原因之一。改用拉丁字母的建议，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已多次被提出。十月革命后苏联中亚的几个突厥语系加盟共和国成功地进行了文字改革，鼓舞了土耳其改革者。

　　

　　1928年11月，大国民议会公布文字改革方案，用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并决定在1929年元月开始实行。新字母符合国际上通用文字自左而右的书写习惯，与书写数字一致，有利于国际贸易交往，而且简便易学。1932年成立土耳其语协会。经过10年努力，文盲下降10％。

　　

　　树立民族精神的另一领域是土耳其历史。1931年土耳其政府成立了历史学会。学会进行了校勘历史文献，讨论历史问题，编写教本《土耳其历史纲要》等一系列工作。新土耳其把民族主义与历史学相结合，改变了社会和学校轻视土耳其民族史的倾向。

　　

　　社会生活与习俗改革世俗化在这个领域中表现为破除迷信和提倡科学的现代化精神。政府关闭了女修道院和坟院，取消了筛海、托钵僧一类人的活动，并禁止这类人用荒诞咒语治病误人。

　　

　　历法改革对改变社会生活习俗起着重要作用。土耳其的旧历法是希腊历的月份和伊斯兰历的年份二者的结合体。1917年采用了公历月份，而年份仍按修改了的伊斯兰历。在每日24小时的计算上，土耳其人的凌晨1时是由早祷算起，因此与中欧时间差6小时。1925年，土耳其政府决定废除旧历，正式采用世界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公元历。

　　

　　1934年6月，大国民议会通过采用姓氏的决定，改变了土耳其人以往有名无姓的习惯。同时取消了象征封建等级的旧称号和头衔（如帕沙），而代之以贝依（先生）、贝扬（女士）等新称呼。凯末尔带头放弃过去头衔，接受大国民议会授予他的姓——阿塔图尔克（ataturk，土耳其之父）。

　　

　　经济改革1923年凯末尔在会见科尼亚的商人和手工艺人时指出：“新土耳其的基础将是经济力量而不是刺刀。刺刀也是以经济力量为基础的。新土耳其将是一个经济国家。”国家主义是凯末尔进行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国家主义”，就是由国家统一管理国民经济计划、经济建设和国家直接在工业、交通运输业、银行等方面直接投资经营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苏联工业化的经验，是国家主义的借鉴之一。1933—1937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38—194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断。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促进了30年代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奠立了土耳其轻工业的基础。鼓励民族工业、建立国营企业、保护关税、严格控制外汇及控制外国投资等一系列措施，都收到了巩固政治独立的效果。它的缺陷是：国营企业管理不善，缺乏效率；忽视了农业，影响到最大资源的开发。

　　

　　总起来说，凯末尔改革是凯末尔主义的全面实践。它是在政治独立之后向帝国主义威胁和封建神权专制神权影响的主动进攻。凯末尔的现代化、民族化、民主化改革，都同“世俗化”有密切关系，因此凯末尔改革的总特点在于它是一次以“世俗化”为中心的现代化改革。革命胜利之后历时15年之久的改革，使一度濒于灭亡的“西亚病夫”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