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省份，高考分数达到600分（总分750分）以上的，2015年只有2.5万人，但到了2020年，却已有3.5万人。但是，从2015年到2020年，重点大学在这一省份的录取名额并没有多大变化。

虽然考生分数提高，有试题难易变化的原因，但是，摆在考生和家长面前的现实是，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在进一步加剧。在你追我赶的刷题竞争中，录取分数越来越高。在试题难度不变的情况下，原来上重点大学线，只需520分，现在则可能提升至540甚至550分。

这就是时下正在被热议的“教育内卷化”，为获得有限的资源，同龄学生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各种力量也被调动起来，卷入到疯狂竞争中：超级高中跨地区抢生源，采取封闭式集中管理方式，打造“考试机器”，这把所有其他学校也卷入进来。

在信息化与人工智能时代，现代教育技术进一步刺激“教育军备竞赛”，一些学校的教室里，安装表情监控系统，督促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提高学习效率；针对中小学的学科培训产业，以每年12%左右的增长率快速发展，预计2020年底的市场规模已达到3万亿，而全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2019年为40046.55亿元，也就是说，老百姓花在学科培训中的钱，已经达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75%。因此，即便享受了免费的义务教育，以及学费并不高的高中教育，可是，在子女教育支出方面，中国家庭的负担仍然十分沉重。

有人说，这是优质教育资源匮乏的结果，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才能减轻“内卷”竞争压力。这是个似是而非的答案。“内卷化”的一个特征就是，会“自定义”优质，当优质被定义为前5%的资源时，那不管怎么扩大资源，“优质”资源只有5%，这就是中国在2019年实现各级各类教育普及，可社会的教育焦虑却没有得到缓解的原因。在“内卷化”时代疯狂“鸡娃”，让学生和家长都不堪重负。

“全民摇号”恐难消除“鸡娃”现象

2020年，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中国各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都推进公办民办学校同时招生，（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的新政策。义务教育阶段招生进入“全民摇号时代”。与此同时，各地提高优质高中名额分配的比例，希望减少中考的竞争，引导学生和家长在选择初中学校时，不要盲目追逐上当地的所谓优质初中。

这一做法，就是为了治理针对“幼升小”“小升初”的过度竞争，想把年轻的父母从“鸡娃”中解放出来。

然而，效果如何还尚待观察。从实行这一新政之后的培训市场情况看，“鸡娃”的家长，很可能在择校诉求无法满足之后，在校外培训方面投入更多的财力和精力，这会进一步推高“鸡娃”的成本。

为遏制择校热，各地对公办学校择校热的治理，采取的手段是“就近入学”，为进一步打击购买学区房择校，还推行“多校划片”等降低学区房择校功能的措施；对于民办学校择校热的治理，就是前述的公民同招、电脑摇号入学新政。如果坚定地推进这些政策，并同步加大对较弱学校的投入，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会缩小办学质量差距，走向均衡。国家提出的义务教育现代化目标是发展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

但在“鸡娃”的家长眼里，学校间肯定是有差别的，不可能真正做到完全均衡。“军备竞赛”要求丝毫必争。因此，在“全民摇号”时代，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在学区、学校间存在办学质量差异的现实情况下，家长想办法购买学区房，以便能进更好的学区、学校；二是如果孩子不能进家长心目中的好学校，家长就会考虑送孩子去校外培训机构，把校外培训机构作为“鸡娃”的重要阵地。

在一些存在“幼升小”考试，同时又禁止幼儿园小学化的地方，有的幼儿园大班出现“空班化”现象，原因是家长都把孩子送到校外学前班去学习小学化的知识，以便能在“幼升小”考试中考出好成绩，从小学开始“领先一步”。

因此，在义务教育阶段，即使实行“全民摇号”，恐怕也难以消除“鸡娃”现象。家长会盯着中考、高考，让孩子投入激烈的竞争。

近年来，针对中高考特长（学科特长、艺体特长）加分，所造成的竞赛热现象，中国在中高考改革中，明确提出取消奖励性质加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也从2020年起取消特长生招生，但是，家长要求孩子参加竞赛的热度不减。支撑竞赛热的力量，主要是很多家长把所有机会都视为提升孩子竞争能力的机会，不希望孩子有一点落后。

因此，我们当下更需要的是，全面审视家长们的这种“竞争观”是怎么形成的。

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精英教育观

按照国际标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为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则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2年达到15%，进入大众化时代，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进入普及化时代。可以说，整体教育发展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但是，中国社会的教育观、人才观，还停留在20年前的精英教育时代。

2020年，中国高考人数达到1071万，而高考录取人数为1000万左右，全国的平均录取率已经达到90%。按理说，高考不应该还有那么激烈的竞争，可是，在高录取率之下，家长已经把大学分为“好大学”“烂大学”，以及“不是大学”，认为只有考进985、211院校、“双一流”建设大学，才是考进好大学。当前的高考竞争，说到底是为争夺进名校而展开的竞争。“超过一分，干掉千人”这种充满“杀气”的高考口号，撕裂着本来应该共同成才的群体。

这种竞争对内是严重的内耗，对外也无积极的溢出效应。不少学生把考进好大学作为奋斗的终点，为进大学，牺牲身心健康发展，中国高中生的近视率为81%，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比例为20%；进入大学后，很多学生不想再读书，甚至产生严重的厌学情绪。国家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目的，是整体提升国民素养，把人力资源大国建设为人力资源强国。但高等教育在“学历社会”环境中，回报给学生的更多的是一纸划分身份的文凭，而不是高质量的教育。

出现这一问题，是因为中国高等教育虽然进入普及化时代，但社会教育观还停留在精英时代，各级政府部门还以精英思维发展教育。普及化时代的教育，是面向所有学生的教育。接受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数学生的特权，因此，在普及化时代，政府办教育，要办好所有教育、学校，给所有学生提供适合学生的教育选择，而不能再采取精英时代的做法，把优质资源集中在少数学校，提供给少数学生，把这少数学生打造为“精英”。

中国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已经明确禁止举办重点校、重点班，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地方政府的首要教育职责。但是，迄今为止，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在举办义务教育时，还有精英教育思维，还想方设法建设义务教育阶段的名校。而在高中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则是大张旗鼓的。

比如，中职教育是各级政府部门在文件中鼓励发展的教育，但是，很多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却用普高率评价一所初中学校的办学质量，这就把中职视为低人一等的教育；同样，地方本科院校、民办院校、独立院校、高职高专也是中国普及化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但是，地方政府和社会舆论评价一所高中的办学水平，用的是一本率、本科率这样的升学数据，对于顶尖高中的评价，用的指标则是清北率（考进清华北大的人数）、985率。

这种“精英思维”，和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的“人上人”观念，是契合的。为做“人上人”，“内卷”就不可避免。2020年，全国考研人数达到341万，录取超过100万，2021年的考研人数预计可达400万，学生竞争的“内卷化”，为此将从幼儿园一直持续到研究生教育阶段，在不久的将来，所有本科生，可能不管有无实际价值，都必须读研究生，这种“内卷化’竞争，会导致大量的教育浪费和人才浪费。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方案提出，要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改变人才“高消费”状况，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局面。

总之，只有破除升学教育体系，不再以升学为导向办学；同时推进社会从学历社会转向能力社会，“鸡娃”现象才可能得到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