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多人在读历史的时候都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一个帝国或者王朝的统治时间和范围是由什么决定的,为什么帝国和王朝总是免不了要衰亡。理解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很多组织,包括企业的兴衰也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在过去的史书中,通常把“王朝兴衰”这样的问题归结于统治者才智的高低,或者统治阶层个人品德的好坏。也正因为如此,过去读历史,人们最关注的总是政治的清明或者腐败,皇帝是明君还是昏君。司马光这位古代的史学家,专门编写了一本《资治通鉴》,希望能够通过教育皇帝、提高皇帝本人的水平来应对统治的问题。
但很显然,皇帝或者说统治者的水平通常不是一个政权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在近代之前,西方历史学家基本上也是这样来解读历史的。但历史学发展到了今天,现在的历史学家已经找到了更加可靠的解读历史的工具或者说新的框架。
当我们站在大历史的角度俯视历史,就会发现各种客观因素,比如
都是比统治者个人素质更加重要的决定因素。统治者个人的因素当然也不可忽视,但影响却远没有过去认为的那么大。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今天有的历史书或者课程中,已经很少再评论君主的品德,有的甚至很少提及各个君王的名字。
具体到分析一个古代政权统治的时间和范围,分析它的兴衰更迭时,历史学家提出了这样一种框架: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四种力量具体来说都包括哪些因素呢?
它反应的是一个古代政权把控权力的水平,包括行政管理能力和行政运行效率,掌握多少武力,如何控制宗教力量,以及经济的表现等等。此外控制力还受到地理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影响。
比如,在古代,一条大河或者一座高山就可能将两片相邻的土地分割为两个政权,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政权的控制范围横跨一条天然的地理分割线,它的控制力就会受到影响。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数次出现南北分治的情况,以及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的古代政权很难跨越长城一带,也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
技术的发展会弥补地理条件的不足。比如在河上能够建足够多的桥,在重重山岭中能够开辟出稳定的通路,两个原本独立的行政区就更有可能合并为一个联盟。中国历史上,大运河的修筑就减弱了南北的分割;类似地,美国刚建国时,西部也一直有独立倾向,但是当东西部之间修建了大量的运河和公路之后,独立的倾向就衰弱了。这就是典型的技术发展增强了政权的控制力,一个政权能够管理的范围就扩大了。
向心力是一个政权内部的人和组织对政权的认可,以及倾向于联合的意愿。它和控制力不是一回事。我们可以把控制力看成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威性,而向心力则是自下而上的认可。
著名历史学家李维在分析“为什么罗马能够战胜迦太基”时指出,罗马的共和制有很强的向心力,内部的各个部落对于罗马政权的认同度很高。当然,控制力和向心力有时会发生矛盾。比如在希腊内战,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虽然希腊的公民都认可民主制度,也就是说不缺乏来自民众的向心力,然而当时城邦民主制度的一些缺陷恰恰削弱了政权的控制力。因此,要稳定一个政权,需要的是控制力和向心力的结合。
在破坏一个政权方面,来自外部的破坏力很好理解。比如北宋和南宋的灭亡直接的原因就是金元入侵,这就是外部的破坏力。在历史上很多文明和国家的衰亡都是由于外界的破坏力太强了。比如文明程度很高的新巴比伦王国被波斯帝国所灭亡,高度发达的阿拉伯文明曾被蒙古帝国摧毁,还有奥斯曼帝国终结拜占庭帝国也是如此。
当然,一个政权内部其实也会有分裂和离心的力量。比如唐朝灭亡于藩镇割据和黄巢起义,这都是内部的离心力。此外,近现代历史上一些国家的解体,主要原因也是来自内部的离心力,比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曾经势力范围遍布世界的大英帝国,还有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等等。
比如,罗马帝国在走向衰落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就是卡拉卡拉皇帝滥发公民权。他的初衷是增强向心力,但结果却导致了离心力的增强。
理解了这个框架,我们就用例子来应用一下,掌握相应的分析方法。我们先用这个框架来解释一下国家的出现。
人类进入文明的过程,从经济上讲是由狩猎采集过渡到农耕和商业;从社会形态来讲,是由狩猎部落合并为大的农耕部落,也就是村落,然后合并成邦国,最后形成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因为在从狩猎采集过渡到农耕和商业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联合起来的向心力。
人类进入到农耕时代之后,不断迁徙的部落开始定居。同一片肥沃的土地上会有多个部落在此耕种,彼此之间一开始肯定会有矛盾,但是慢慢人们就会发现,大家需要联合起来,抵御外来部落或者野兽的袭击,保卫自身的安全。这样就形成了村落。
一个村落的力量不足以对抗大自然的力量,比如洪水、灾荒等等,有些地方还会有外族的侵扰。面对这些更大的挑战,人们需要进一步的联合。村落之间会有利益的冲突,就需要有人来管理和协调。于是,某个强有力的部落就有可能将大家联合起来,形成管理的体系,并且对不服从管理的个人或者部落进行惩罚。这种力量就是控制力。这样,以领导部落为中心就出现了邦国,通常是一个中心城市再加上周围的农耕区域。
在早期的文明中,文明的发展水平和人口是成正比的。但是,由于部落联盟的管理水平很低,联盟一旦变大,它对于管辖边缘地区的控制力就会减弱,离心力就增强。于是,早期部落联盟的大小就维持在管理能力所能及的合理水平上。在行政管理能力较弱的情况下,一个古代政权要想将内部的人民联合起来,通常还需要依赖宗教的力量。在各个早期的文明中,祭司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事实上,几乎早期文明都是以小邦国形式出现的。比如苏美尔文明是由12个独立的邦国构成,古埃及是由上下埃及多个独立的城邦构成,古希腊也是由独立的城邦所构成的。这是因为,这些文明的控制力都不足够强大到能够统治几百公里以外的范围。而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有了专职的行政管理系统之后,方圆百里甚至千里的王朝才有可能出现。
在最早的时候,罗马的管理能力和军队其实都不太强,也就是控制力并不是很强,以至于一度被凯尔特人攻破了罗马城。但此后,罗马人训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提高了罗马的控制力。而且在战争期间,罗马会设置独裁官,将所有力量集中起来,这也提升了中央的控制力。
而在提高向心力方面,罗马发明了两项有效的措施。
这些措施都增强了罗马治下民众对于罗马政权的认可。
在早期的欧洲,可以说罗马身边是强敌环伺,除了我们介绍过的迦太基,还有强大的马其顿帝国。罗马面临的外部破坏力也是相当强大的,但是由于罗马的控制力+向心力更大,而且一开始内部的离心力也很弱,因此罗马能够不断扩张,繁荣发展。
然而,到了罗马帝国后期,因为帝国范围太大,征服的范围太广,民众情况越来越复杂,一个皇帝管不过来了,它干脆搞出来四个皇帝,也就是东西两部分疆域各有正副两个皇帝。这样一来,中央的控制力显然就变弱了。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中国的西晋。在西晋末年,皇权衰落,世族大家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治,兵权也分散到宗室诸王手里,离心力大大上升。等到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入侵,外部的破坏力也来了。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这本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认为即使前秦的苻坚侥幸打赢了淝水之战,也统一不了中国,最多是另一个短命的王朝。为什么呢?黄仁宇先生认为,前秦政权看似统一了当时的中国北方,其实内部各民族的矛盾没有解决。也就是说,向心力很弱,离心力很强,同时外部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和部落,外部破坏力依然很强。
而等到北周统治中国北方的时候,民族融合的程度大大提高,向心力就变强了。而且到了北周时期,掌握军事力量的贵族联合成为一个大的利益共同体,也就是关陇贵族集团,有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控制来源。而北周的对手北齐和南朝此时却江河日下,北周面对的外部破坏力不断减弱。最后,关陇集团的代表隋文帝就统一了中国。
接下来我们从历史讲回到现实。我在总结企业兴衰时,发现同样的规律也是适用的。
比如,一个初创企业的规模不能太大。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缺乏专职管理人员,而且因为条件简陋,很多管理技术可能用不上,因此公司的内部控制力其实是有限。这时候,维持一个公司不散架,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天然的向心力,也就是说,要有共同的利益把创始人和创始团队团结在一起。此外,所谓公司文化,其实有点相当于宗教,它也可以把大家团结起来。
而当公司逐渐扩大,内部需要复杂的合作,外部需要开拓市场,和产业上下游建立联盟,相应的管理水平就必须要提高,也就是说要提升控制力。这时,就需要有专职的管理层,同时需要采用很多管理工具,也就是提升管理水平的技术手段。当然,人一多,要达到同心同德就更困难,不免会出现离心力,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创始人,或者是一个部门领导,在管理时要记住这个公式:控制力+向心力>破坏力+离心力。很多时候,控制力和向心力是不可能兼得的,不要一味蛮干,只想着增加控制力。很多时候采用高压政策会适得其反,控制力未必增强多少,却大大增加了员工的离心力。
一个公司能发展到多大,取决于控制力和向心力。
但是,通常企业一大,人数增加,离心力也会增强。比如一些中层领导可能会自立一派,甚至会有人带着团队跳槽。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先进的管理工具来增加控制力,比如OKR或者KPI这样的工具,对全员的360度考核等等,而不是领导直接向下属团队发号施令。
另一方面,公司还需要通过提供绑定的利益来增加向心力。你可能也注意到了一个现象,通常大公司的福利会比较好,这其实就是为了增强向心力。毕竟公司大了,控制力能够提高的幅度很有限,需要靠福利来吸引大家。但是要提高福利就需要将企业利润做上去,否则就是坐吃山空了。
公司如果继续扩大,大到几十万人,采用上述方式也很难保持控制力和向心力了。因为控制力和向心力,数学上是和半径的平方成反比的。因此一个公司不可能无限制扩张,这对整个行业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当然,一些企业为了增强控制力,会把自己分成很多独立的公司来运作,这样每一个独立公司内部的控制力和向心力是足够强的。只不过,拆分出来的公司之间又会有离心力,甚至互相拆台,演变成对于彼此的外部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