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商演的前前后后

就在前段时间，某歌手经纪人在朋友圈中记录了他一整天的经历：“凌晨出门，三个城市，两场演出，身体已经到了极限。”按照该艺人目前的商演价估算，两场演出的税前收入应该在50万左右，无论艺人还是这名经纪人，都已经可以笑着结束这奔波的一天。

不少艺人的微博简介中都会留下“工作请联系XXXX”的字样，这里所说的“工作”，除了接演影视剧之外，大多是指商演。对于歌手而言，出专辑、开演唱会是大工程，耗时劳心费钱，也不是每个艺人都有能力办到的，商演，才是为歌手创收的工作常态——当然，这类商演不光歌手可以参加，演员也可以;当然，这类商演也不只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三四线城市或许才是更大的战场。

然而，听上去“轻轻松松就来钱”的商演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八月底，有爆料称胡夏在某地演出时耍大牌，除表现不配合，还三番五次唱错歌曲。之后，胡夏工作室作出声明，表示胡夏按合同规定现场演唱 《那些年》和《替我照顾她》两首歌后，又被主办方强制要求演唱并未签合同的品牌歌曲，一段由在场者拍摄的7分钟视频显示，胡夏被多次无礼打断，一旦唱错，伴奏立刻停下重来。

如今的所谓“商演”，指的不仅仅是或大或小的拼盘演唱会，还包括企业庆典、剪彩活动、出席代言，甚至是夜店演出。不止在大城市，三四线城市由于对明星的期待值更高，因此更是商演之富矿，对于一些名气有限的艺人，商演可以说是他们维持生计的来源。

数字音乐普及后，歌手普遍已经无法通过专辑售卖赚得利润，如果无法成为影视歌三栖明星，演唱会、商演就成了体现他们商业价值的所在。此时，艺人们也在积极转变思想：商演成了艺人工作中重要的一环，没什么可丢人的。加上此时国内经济的迅猛发展，小城市居民购买力的增强以及近距离接触明星的需求增加，都让小城市的商演市场在近年愈发火爆。

很多人觉得在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城市走穴演出low low的，但用几首歌的时间换取的真金白银，对明星来说可谓性价比超高。从当年乐坛小天后变身成商演一姐的萧亚轩，在没有新的音乐作品的情况下，凭借商演也能保持年入数千万。据记者统计，去年萧亚轩总共接了65场商演，仅10-12月就有25场，其中不乏舞美简陋的小演出、地产开盘等活动，也因为在商演上的勤快表现，萧亚轩成为2015年台湾艺人收入榜的季军，仅次于周杰伦和王力宏。

而贵为昔日天王的黎明，也开始接商演。2014年，他曾为惠州某楼盘站台，此前还曾前往郑州、成都、贵阳、合肥、湛江、韶关、长沙东安县等地参加商演，在黎天王的商演经历中，既有张信哲、庾澄庆、罗志祥、谢霆锋等艺人一道参与的优质拼盘，也有以其“领衔”，三、四线歌手拼盘的商演。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线大牌如周杰伦、张学友、陈奕迅、五月天等是演唱会票房保证，个唱的落地价都是千万元级，个人演唱会的门票也会很贵，少量低价票在开票后立刻被抢购一空，剩下的都是数百到数千的高价票，因此，大牌的个人演唱会基本都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考虑到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能力，演出商们为拼盘演唱会拼搭阵容的方式也千奇百怪。有些演出商会以一个大牌为核心，搭几名身价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歌手，而有些演出商甚至会从当地夜店招来一些本土歌手与大牌同场演唱，这就出现了某些拼盘演唱会的海报除了某个大牌之外，其他歌手的名字完全陌生的状况，而这类拼盘演唱会对于演出商的意义在于，票价不用太高就能收回成本，倘若卖得好还能有不错的收益。

除了前面提到的靠商演闯出一片新天地的昔日巨星，《中国新歌声》等选秀节目的选手，或通过《我是歌手》翻红的歌星也是三、四线城市的商演主力，对于选秀出身的歌手来说，参与商演是资本积累的必经阶段，夜场、企业堂会、剪彩活动等几乎来者不拒。

在三四线城市的商演中，韩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一方面，韩星普遍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粉丝支持度;另一方面，比起国内明星，部分韩国明星的价格不高，却在表演中有着更高的配合度和专业性，因而很受国内演出商的欢迎。业内资深人士李三木告诉记者，由于受“限韩令”传闻的影响，此前在国内三四线市场上颇受欢迎的小牌韩星已经大幅减少，“国内的演出商已经不敢用韩星了，接下来的几个月，三四线城市的商演市场会面临一波调整。

由于缺乏接待经验，艺人在小城市遭到“怠慢”的情况比较常见。歌手徐誉滕去年12月曾在朋友圈中吐槽过商演中的种种不规范现象——“敲锣打鼓豪车接，各种老总豪宴请，签名合影少不了，热热闹闹上台唱，灰头土脸出租送。”徐誉滕向记者透露，很多演出后，艺人就再也联系不到主办方，只能自己打车去高铁站或者酒店，这样演出后就立马遭受“冷遇”的情况，在商演中占到了两成。

当然，艺人也不总是处于食物链末端。据一位资深演出商透露，此前他曾遇到过有艺人的助理拿一堆乱七八糟的发票要报销，声称“不给报，艺人就不上台”，为了活动圆满，演出商也只能屈从，但明星对此是否知情，演出商并不确定。另外，还有一些明星对演出商安排的食宿不满意，临时要求换酒店、提高餐饮标准，通常情况下，夹在艺人和主办方中间的演出商只能答应。演出公司负责人蒋先生称，自己在工作中受“夹板气”是常态。据他表示，有一次活动中，韩国某大牌艺人好不容易答应了商演后与主办方合照，结果主办方人员因故来迟，最后艺人决定取消合照环节，双方不欢而散，而自己夹在中间颇为尴尬。

明星的结构也是一座金字塔，塔尖上的当红明星占据了各种优势资源，去和他们竞争，位于塔基的明星显然太吃亏了，这种深入三四线城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商演模式是一种差异化竞争——听起来有些low ，但从赚钱速度来看并非如此。

大城市不适合三四线歌手发展，那他们必定要生存啊，唯有三四线城市容得下他们。毕竟大牌是不会来小城市的，几首歌的时间能有几十万，他们还是很乐意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