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共同富裕对西方福利国家的实质性超越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承了几千年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了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标志的、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的发展宗旨。就当前西方而言，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稳定装置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存在样态的福利国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性质、财富分配方式和资本主义国家本质，其时间的有限性、目的的功利性、功能的改良性、环节的互斥性和结果的虚假性昭然若揭。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共同富裕呈现出在生产与分配、物质与精神、先富与后富、尽力与量力等方面的辩证统一，凸显了与西方福利国家的本质不同。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今天，坚定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基本经济制度，鼓励勤劳创新致富，是实现共同富裕对西方福利国家实质性超越的应然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要求。学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但侧重话语要素、逻辑理路和实现路径探究等，以西方福利国家批判为切入对当代中国共同富裕的深度研究尚显不足，导致诸如“超前说”“僵化说”“片面说”“孤立说”“移植说”“封闭说”等一些混淆视听的杂音出现。这些观点不仅显示出对西方福利国家本质的认识不足，而且将当代中国共同富裕进行简单化、庸俗化、碎片化解读。基于此，我们需要在深刻剖析西方福利国家及其本质的基础上，完整把握当代中国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以探究对福利国家的实质性超越。

一、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本质

总体而言，西方福利国家是指在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作用下，政府实施一系列制度强化国家福利责任，通过向公民提供就业、保险、救济和其他基本服务来缓解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干预主义国家。作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典型发展，福利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貌似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那似乎是一个“生产繁荣、社会平等、就业充分完美结合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运行平稳”，工人阶级一度告别政治和革命激进。但伴随着现代自由主义的危机，福利国家的各种优势在20世纪80年代被普遍逆转，它不仅无法使“沉疴遍地”的西方世界迎来“春光二度”，还给西方国家带来严重财政赤字和其他社会问题。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福利国家进入新一轮转型时期。然而，转型并未消除危机，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再一次将福利国家置于政治争论和社会冲突的旋涡之中。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装置，福利国家兼具时间的有限性、目的的功利性、功能的改良性、环节的互斥性和结果的虚假性，其本质特性昭然若揭。

其一，福利国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存在样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当资本开始感到并且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时，它就在这样一些形式中寻找避难所。”[1](P180)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密切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根本上是为了延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与剥削制度，运用国家政权力量直接参与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保证垄断资产阶级获取高额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讲，福利国家必然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形态，在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依靠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节、干预和计划，完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改善低收入者生存状况，借以缓和劳资矛盾。然而，从本质上看，资本通过嫁接政治寻求“避难所”，体现的是资本以退为进的策略。一旦有更可期的利润，资本就暴露出其逐利品性本质。面临国内劳动力成本飙升、能源危机显现、生态失衡等导致的通过国内剥削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日趋渺茫的背景下，资本迈向全球实施跨国剥削，尤其针对劳动力价格低廉、市场庞大、原材料充足且价格低廉的国家地区，借以从中赚取超额利润并以国家的名义“反哺”本国福利，缓和国内矛盾。为我们所熟知的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就始于这样的逻辑。显然，西方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存在样态。

其二，福利国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性质。马克思明确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2](P45)生产资料私有制既是资本主义赖以为继的根基，也是贫困和奴役的根源，福利国家非但没有将生产资料从资本家私人占有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反而设法予以巩固。实际上，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福利国家属于社会存在的问题。在社会存在的复杂结构中，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生产关系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对生产力产生巨大反作用，由此形成的生产方式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力量，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则成为生产方式性质的决定因素。换言之，社会形态、国家体制归根结底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决定的，其核心要义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沿着这一逻辑理路，福利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国家形态，本质上依然由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决定，未触及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性。正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统计的那样，当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民资本几乎为私人占有，占有率普遍达到90%，有些甚至达到100%。在坚持私有制毫不动摇的前提下，福利国家依然无法避免生产无序性与消费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无法规避社会化生产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解决经济危机，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等一系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危机的体现。

其三，福利国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正因无法撼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福利国家就不可能剔除剩余价值的剥削本性，它将剥削变得更加精密。福利国家不参与生产“福利”，绝非自主的“福利源泉”。“福利”终将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并由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来支付。马克思指出：“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3](P714)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虚幻形式，它掩盖了劳动力价值本质，表现出一种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在福利国家中，所谓“高工资”仍然属于劳动力价值转换形式，是劳动力价格的一部分且被限制在私有制不受侵害的范围，改变不了雇佣工人被剥削与压迫的事实。“高税收”链接工资与福利，依旧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福利支出所需要的税收毋庸置疑地绝大部分来自工人工资，只不过是换了种方式有条件地返还给他们。“高福利”是工资的最后变换形式，是劳动力价格的一部分。高福利的迷惑性曾诱发了工人阶级的劳动积极性，进而被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反映资本剥削程度的剩余价值率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断上升。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看似逻辑严密实则反映了资本主义按资分配，在潜移默化中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分裂。

其四，福利国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本质。就福利国家而言，它只能被视作劳动阶级抗争的有限成果，是资产阶级被动的妥协，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更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恩格斯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4](P295)福利国家始终带有功利性政治目的，即能否维持少数人对多数人、资产者对无产者的统治。从建立初期看，二战后西方国家“社会团结”占据支配地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暂时和解。20世纪70年代末，为应对“滞涨”危机，西方保守党东山再起，减税和压缩公共福利开支成为共识，目的在于以最小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这促进了西方政党加快推进社会改良。但不论何种形式的福利国家本质都是“资本家的国家”，旨在巩固阶级统治，至于社会中下层劳动者阶级的福利权利及其实现，则无法成为资产阶级关注的焦点。

二、当代中国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

共同富裕既是人类共同的美好理想和价值追求，也是通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当代中国共同富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体人民的富裕，在生产与分配、物质与精神、先富与后富、尽力与量力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学理意蕴和鲜明的实践逻辑，体现出与西方福利国家的实质性差异。

其一，当代中国共同富裕是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统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秉承“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理想，憧憬“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其中都饱含着对“共同富裕”最质朴的愿景，但基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愿景只能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近代西方社会，尽管生产力飞速发展，但资本逻辑使社会表现出极端的贫富分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P743-744)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消灭劳动异化，实现共同富裕才成为可能，否则，“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5](P538)只有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才能“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同时，“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6](P436)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状况适当调整分配关系，实现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相统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面对生产滞后和极端贫困，毛泽东提出发展生产实现富裕，认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大家都有份”。[7](P495)为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20世纪50年代实施“一化三改”和“一五计划”，快速改变了落后农业国面貌，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后，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使我们重新理顺了生产与分配的关系，逐渐消除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影响。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8](P26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如果片面追求生产力发展而不相应改革生产关系，尤其是分配关系，共同富裕也不会实现。对此，邓小平指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8](P139)党的十四大之后，逐步建立起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科技创新转化率提升，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通过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一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此外，“十三五”期间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健全。在此基础上党中央锚定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这是一个在更高水平上的统筹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效率和公平辩证关系，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同时，以共享发展理念统筹分配格局，把“蛋糕”做大做好的同时把“蛋糕”切好分好，“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9]

其二，当代中国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的统一。客观来看，福利国家作为一种短期性物质救济，不仅没能改变“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局面，为实现资本增殖，还造成了民众精神和价值空虚。当代中国共同富裕则是全体人民全面的富裕，“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不仅是一个物质积累的过程，也是一个精神充盈的过程，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其中，物质富裕是精神富裕的基础，精神富裕为物质富裕提供不竭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4](P299)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统一物质与精神上付出了巨大努力。在恢复物质生产的同时以“双百”方针为指导，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创作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西方错误思潮涌入和市场经济引发的局部精神“缺钙”现象，邓小平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要建设好，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江泽民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把“坚持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作为党的先进性要求。胡锦涛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驱动下，社会主义文化取得了长足进步，大众化、多样化、个性化文化产品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增长，对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强调：“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10](P153)在脱贫攻坚战中，通过扶贫、扶志、扶智相结合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把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作为财政支出重点，2016—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累计1.83万亿元，其中308.39亿元用于支持地方公共文化设施免费或优惠开放。4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 215个、文化馆3 316个、文化站4.02万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57.54万个。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美术馆和91%的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让人民享有了标准化、均等化文化服务，推动实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的统一，实现高质量发展。可见，当代中国共同富裕决不是“单向度”的存在，而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富裕的辩证统一。

其三，当代中国共同富裕是先富与后富、局部与整体的统一。就西方福利国家而言，即使通过保险、救助、公共服务、慈善等提升了雇佣者工资待遇，改善了他们的生存环境，但如果不能够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就无法消除两极分化，“中间阶级必然越来越多地消失，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5](P83-84)而且“即使工人得到的享受增加了，但是，与资本家……的享受相比，与一般社会发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5](P729)与之相反，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性概念，依靠共同奋斗统筹了先富与后富，局部富裕与整体富裕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党深刻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统筹生产发展状况，承认个体在劳动能力、职业状况和家庭因素等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重新梳理了先富与后富、局部与整体关系，提出“先富帮后富”和“局部到整体”的行动路线。在不动摇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发挥智力和体力优势，借助各类生产要素实现先富起来；让拥有天然区位因素的地区，通过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科技开发、产业转型等对资本、科技友好的政策实现优先发展，如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先发展起来的人和地区帮助后发展的人和地区，为此从中央层面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战略，意在补齐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就我国现阶段发展情况而言，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公平正义显著提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神圣使命。但要看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区域城乡、人际代际差距有扩大风险，基尼系数和高低收入比仍处于较高位置，加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突出经济效益的同时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了负面影响。这种情况下要更加重视先富与后富、局部富与整体富的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创新性举措，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点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等。党的十九大对城乡融合发展作出重大部署，谋划建立11个试验区，汇集成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积极力量。为降低人际代际差距风险扩大，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继续优化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提倡三次分配。区域协调发展重大举措和持续完善的分配制度，逐步缩小了区域、城乡和个体间差异，实现了先富与后富、局部富与整体富的辩证统一。

其四，当代中国共同富裕是小胜与大胜、尽力与量力的统一。西方福利国家之所以遭到来自其体制内部的批评，原因在于“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导致公共福利让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在西方政党政治下，公共福利往往成为“驴象之争”的焦点，选票的诱惑使其不断被议价，直至造成严重的财税负担，进而引发政治危机与社会动荡。相反，当代中国共同富裕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则立足实际，兼顾需要和可能，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了小胜与大胜相统一。共同富裕作为一项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任务，需要在契合生产力条件下能动地实现。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在反对平均主义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同步富裕或超前富裕只能适得其反。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8](P155)从“三步走战略”，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再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进程中，党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系统观念，从全局出发，整合各方力量，兼顾不同诉求，充分发挥了中央到基层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认识到，尽管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11](P10)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推进共同富裕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对此，实现共同富裕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在共同富裕的实践中把握好“度”，积小胜为大胜。以服务型代替全能型政府，“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9]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因地制宜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不要好高骛远，吊高胃口，作兑现不了的承诺”。[9]同时，不能因共同富裕工程的艰巨性就无所作为，“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12](P215-216)要实打实地一件事一件事办好，不压低也不拔高，即使将来物质水平高了，也不能把目标提得过高，保障搞得过头，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陷阱。

三、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实现对福利国家的实质性超越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区域个体差距还比较大且有被进一步扩大的风险，离实现共同富裕还有不小差距。这种情况下如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对福利国家的实质性超越，彰显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上的科学性与可行性，这既是巩固当前改革成果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实现对福利国家的政治超越。西方福利国家发生危机的政治因素是缺乏政策的一致性和长效性，朝令夕改的政策与前后矛盾的行动使其陷入困境。一是资本主义多党制度背后是利益掣肘的党派与利益集团竞争，不同党派在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对待福利国家方式存在明显差异；二是多党竞争使得政党被迫向选票妥协，政党往往化身既得利益的代言人，提升抑或降低福利全然出于背后利益集团需要；三是资产阶级政党缺乏有效的政治整合能力，无法协调整合不同集团利益，无法将其有机统一到一个中心框架，加之多党轮番执政致使相关制度难以得到持续性贯彻。特朗普对奥巴马医保的废除，大致就是类似情况的反映。

从政党本性看，无产阶级政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也向来不牟私利，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政治优势，坚持党的领导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从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历史和现实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能够保证党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确保相关政策的连续性和执行力。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与公平、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等诸多领域的问题与挑战，坚持党的领导能够把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强大动力和坚强保障。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通过科学谋划共同富裕示范区，发挥示范效应，逐渐减少区域、城乡、个体差距；通过积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持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对福利国家的价值超越。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西方福利国家作为具有“驱散社会主义威胁”目的的功利性政策，自建立以来就坚持资本至上。尽管初期福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但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证明福利国家并未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依然存在。福利国家“实质上已成为强化垄断资本对贫困阶层经济支配、政治统治与精神文化统治的手段”。[13]总之，曾经被吹嘘为资本主义优越性代表的福利国家维持理想总资本家的利益使其全然站在劳动阶级对立面，构成99%普通民众对1%极富阶层的抗争。相反，当代中国共同富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依靠人民发展生产，让人民共享生产发展成果。

“天地之大，黎元为本。”习近平指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激励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对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至关重要。”[14](P17)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从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从逐步解决温饱达到小康水平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是党领导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新中国的成立，为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围绕“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中央全会和党的代表会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更好地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期待，始终将共同富裕与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激发人民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发展环境，“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15]

第三，坚持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对福利国家的动力超越。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一再表明，生产力是全部人类社会的基础。只有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前提下，人们才有走向共同富裕的可能，否则，共同富裕只能沦为空谈。作为调和经济危机的被动选择，西方福利国家无法解决生产与分配的二元对立。事实上，基于社会生产承受范围内的福利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生产与分配矛盾。然而，随着西方社会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出现，社会失去有效供给，福利国家也会随之陷入危机。就此而言，资本主义内部针对福利国家的批判失之偏颇。6为此，新时代中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不断增加社会物质积累的前提下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后，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在坚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为实现共同富裕积累了物质基础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使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断积累，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的发展问题突显，一度影响共同富裕的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内外经济形势，外部经济持续低迷，内部经济遭遇“三期叠加”风险，党中央坚持发展生产力，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叠加的复杂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率先恢复生产。2022年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下行压力企稳回升，二季度经济实现正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5%;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9%，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发展；服务业逐渐回暖，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3%，增势良好。7总体上，党领导人民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更真实、持续、可靠和有效的物质生产保障。

第四，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对福利国家的制度超越。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财富的分配方式等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现了生产关系核心，是社会性质的根本标志。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一切剥削制度，是导致阶级对立、贫富分化和社会分裂的根本原因。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基本经济制度超越了包括当代西方福利国家在内的一切社会形式和经济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一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阶段都始终为建立、巩固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而不懈努力。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改造”的完成，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逐渐建构起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实际，能够有效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所有制结构。无论是党的十五大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还是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所有制原则，所有这些都为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所有制基础。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通过深化国企改革继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升其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发挥公有制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多种所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提升非公有制经济贡献率。

二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分配方式，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产生按资分配，无可避免地造成劳动阶级贫穷和社会分裂。在公有制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可以有效避免两极分化，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为提高生产需要借助物质利益充分调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使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最终形成一个主次有序、协调统一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同时重点鼓励合法经营，对凭靠偏门致富的、违法致富的要依法规范和处理。

第五，坚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实现对福利国家的路径超越。西方福利国家产生了“福利依赖”或称“福利病”，指涉个体劳动动能的主体意志消退。劳动者不再因生存问题而被迫进入生产领域，正如马克思预计的那样，像逃离瘟疫一般逃避劳动。现今西方，“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项目正在加剧弱化民众的劳动潜能，大量劳动者不再自主进入生产领域，而将政府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作为生存依靠。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劳动是人的本质，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推动人类由低级迈向高级的根本力量。为此，让劳动成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防止落入“福利主义”陷阱。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用典礼赞劳动，从“业广惟勤”的劳动决心，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劳动态度，再到“一勤天下无难事”的劳动情怀，强调劳动之于共同富裕的重要性。为此，坚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理念；认清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锻造一批专业技能强、创业能力高、致富本领突出的劳动者。一方面，激发人民热爱劳动的精神。“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9]改革开放40多年来积累的成功经验其中有一条就是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和劳动力增长点，以防对集体和国家的过度依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党和国家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充分调动困难群众劳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借此化解了外部帮扶与自身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矛盾，培育了困难群众依靠个人劳动立业创业摆脱贫困的思想意识，造就了亿万依靠自身劳动脱离贫困的主体。另一方面，注重提升人民群众的劳动本领。重视劳动技能培育，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培训增强劳动者致富本领。面对客观存在的两极分化压力和阶层固化趋势，要畅通社会向上流动通道，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劳动条件，给更多人劳动机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3]鲁品越.习近平关于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方法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1）.

[14]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5]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求是，2021，（9）.

（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1期）

注释

1参见郑姝莉：《防范和纠正对“共同富裕”的认识误区》，《羊城晚报》2021年11月8日，第6版。

2(1)尽管作为20世纪最显著的政治经济学热点现象，但“福利国家”定义仍存在分歧和争议，并未被赋予统一的学术内涵。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综合学术界对“福利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根据罗伯特·戈定《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阿提拉·马扬《社会政策：“欧洲模式”适合中国吗？》、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米什拉《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和武川正吾《福利国家的社会学》等对“福利国家”的观点，提出本文对“福利国家”的认识。

3(1)数据说明：美国加工工业中的剩余价值率从1947年的146%提高至1975年的263%；联邦德国工业中剩余价值率从1950年的181.4%升至1976年的276%；日本工业中的剩余价值率从1951年的275%升至1976年的431%，转引自傅骊元《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实质》，《经济科学》1981年，第1期。

4(1)数据来源：《“十三五”财政1.83万亿元投入公共文化》，《中国财经报》2020年10月29日，第2版。

5(1)任泽平在《中国收入分配报告2021：现状与国际比较》一书中，认为疫情下2020年中国财富基尼系数升至0.704。近年来由于精准扶贫收入基尼系数有所缩小，维持在0.46~0.47之间，但高低收入比处于较高水平。

6(1)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激进派和保守派把福利国家视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加以批判，刻意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才是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内部对福利国家的批判显然找错了靶位。

7(2)数据来源：《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5%——中国经济迎难而上正稳回升》，《人民日报》2022年7月16日，第4版。

（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