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前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因为一条微博而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也前所未有地引发了人们对“中年”这个概念的讨论。说实话,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前摇滚乐队鼓手端了个保温杯,就会成为新闻。保温杯成了中年危机的吊诡意象,这件事的意义恐怕与中年危机无关,也与保温杯无关;它折射出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人们如何定义这个社会中的“成功”与“失败”。
端着保温杯的赵明义之所以成为舆论热点,原因不在于“摇滚乐手”和“端着保温杯的中年人”之间巨大的视觉反差,而在于人们潜在地将这种反差视为一种失败。在随之而来的一些文章中,黑豹乐队当年的主唱窦唯的若干“落魄”照片再一次被挖掘出来。有位作者生怕大家搞不清自己的意图,直白地说:“不知道窦唯的人,应该听说过窦唯的女儿窦靖童;没听过窦靖童的人应该听说过窦靖童的母亲王菲。”这番话背后的逻辑,简直再露骨不过。
窦唯再“落魄”,恐怕也未必需要网民们用他曾经的婚姻和他如今很出名的女儿来记住自己。赵明义无所顾忌地端着保温杯,站在网络舆论的聚光灯下,表明他从未认为人到中年的自己,泡一点枸杞菊花茶喝有什么丢人。前段时间,同样一篇爆款文章评论90年代另一位著名摇滚乐手何勇的落魄,语气中充满了“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仿佛何勇当下的人生价值完全应当由自己来判定。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在当年并不能理解一些人为何无缘无故地愤怒,自然也不会在20年后理解这些人为何又无缘无故地喝上了保温杯中的菊花茶。
文化研究里有一个理论叫“想象性解决”(imagined solution),很适合形容这样的情境。这个理论说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在日常生活中有着自己难以克服的困境,而他们会通过去评判和臧否他人的人生选择的方式,来“假装”自己解决了这种困境。
比如,一个因外貌丑陋而找不到对象的人,会比其他人更倾向于去“关怀”与自己有相同遭遇的人。再比如,一些研究表明,比较穷的国家的人,会比富裕国家的人更倾向于去歧视那些来自最穷的国家的人。人的幸福感都是在比较中获得的,想象并评述着他人的“不幸”或“痛苦”,的确可以让自己的景况显得不那么糟糕。他人的“不幸”,是我们的精神鸦片。
不过,这个理论是在大众传播时代提出的,更多强调的是人对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的评判。互联网的普及,让上述机制变得更加鲜活,也更加有力。如果没有微博,人们去情感投射和道德臧否的,只会是被小说作者和电视编剧杜撰出来的樊胜美,哪就那么容易看到端着保温杯的赵明义呢?
可是现在,赵明义亲自发了发福的自己端着保温杯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成了一桩无比真实又无比虚幻的证据;它让那些即将步入中年(恕我直言,主要是“80后”)又濒临一事无成的人们,有了一个“想象性解决”自己想象中的“中年危机”的机会。是啊,当年意气风发、鲜衣怒马的摇滚明星,如今也颓堕至此,这个所谓的“中年危机”,真的是逃无可逃的呀!
每个人都有让自己感觉舒服一些的权力,这无可厚非。但“保温杯”一事值得一说,不是因为人们都有这种对他人人生指手画脚的需求,而是因为被指手画脚的对象,并非虚构人物,而是真实世界里的活生生的人。这些人,无论有过在网民们眼中多么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如今他们根据自己的年龄、身体和精神状况选择了让自己舒适的平淡生活,这有什么不妥呢?他们尊重自己的身体与心灵的需求,放弃了原来的生活方式,难道不是他们的自由与豁达?
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人们在臧否他人的生活方式时具体说了些什么,而在于他们是从什么标准出发去臧否。这个世界是很残酷的。那些在我们眼中真正符合“成功”标准的人,是没有这种意义上的中年危机的。同样,那些在很多人眼中是危机表征的种种意象,其实只是这些人为了“解决”自己的现实困境,而主观设立的标准。昔日的明星在今天腆着啤酒肚、端着保温杯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形象,与其说是一种关于中年危机的警醒,不如说是帮助很多人消解对于中年危机恐惧感的符号狂欢。
我有一些畏惧这种靠外力解决自身困境的方法。难道对抗中年危机的武器,不应该首要是坦然面对生活的种种变故,并努力找到与之协调的方法吗?竭尽全力去自己眼中“失败”的他人身上寻找慰藉,难道不恰恰是深陷精神领域危机的体现?一个尊重多元价值的社会,必然会将各种单一的、声称自己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解构掉。任何脱离了当事人真实心境的评判,都不过是真正陷入危机的人的一种多少有些绝望的意淫。
所以说,“保温杯与中年危机”这个话题有价值,它的价值体现在,能够激发人们对下述三个问题的深入思考:第一,在现实生活中遭遇难以解决的困境时,我们应当通过什么方式去面对?第二,对于其他人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们应当持有怎样的态度?第三,我们应当如何评判“成功”与“失败”的标准?这三个问题讨论清楚后,恐怕当下的文化空间立即会有一番新的气象吧。